書法是中華國粹，其產品質量與題款設置和題款內容等密切相關。書法產品是為滿足社會需求、達到一定功能而生產的。常見的需求有欣賞、宣傳、裝飾和收藏等方面，這些都是由作品的內容(寫什么)和形式(怎么寫)相結合產生的功能來提供和滿足的。其中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正文(書面語、主體)，二是題款(款識)，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正文和題款的內容又往往取自其他公共資源中的文化產品，如正文內容有文章、詩詞、格言和警句等，字數篇幅不限，少的一字，多可超萬字;題款內容有書者名號、書寫時間(紀年)、正文標題和作者姓名等，一般根據需要或正文長短來決定，少的僅一個名號(窮款)。通常把名號、紀年和標題稱為題款“三有”，其內容能向社會提供必要信息，方便時人后人等識讀和研究，否則便會造成困惑。

　　早期的書法產品正文前后并無題款，如著名的晉《蘭亭序》沒有題款，按現代話說，就是件無創作時間、作者名號、正文標題的“三無”產品。所幸該文篇首記敘有時間、地點等，在唐初被追認為353年，東晉王羲之在蘭亭集會時創作，標題亦是后人所加。導致現代還有關于該件產品到底是否王羲之原創的筆墨討論，留下一段無奈的趣談。因此說，題款可以凸顯產品的完整性，增加史學、美學和文學等價值，甚至比正文還重要，不可輕視和缺失。隨著時間推移，文明進步，在漢代初現題款端倪，《西狹頌》始有紀年“漢建寧四年”(171年)。南北朝以后，“書家都已經有了在幾乎所有的書跡(包括碑版)上署名的意識”(何學森《書法五千年》)。

　　書法產品正文前后出現題款，從“三無”到“三有”并趨于完善是和書法藝術發展進程相關的。萌芽在漢，完成在唐，完善定型在宋。此后歷經元、明、清和民國，直至現代，“三有”仍是題款的主體內容，這是主流主線。如三國吳《天發神讖碑》上有“天璽元年”(276年);北魏《鄭文公碑》上有“永平四年，歲在辛卯”(511年);《九成宮醴泉銘》卷首有“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貞觀六年”(632年)，卷末有“歐陽詢書”;宋代《千字文》，卷首有“千字文”、卷末“崇寧甲申歲”(1104年)的，為趙佶書，卷首有“千字文”、卷末“紹興二十三年歲次癸酉”(1153年)的，為趙構書;元代《洛神賦》，卷首有“洛神賦并序”，卷末“大德四年，子昂”(1300年)，為趙孟頫書;明代《洛神賦十三行》卷首有“洛神賦十叁行補”，卷末“崇禎元年，其昌臨”(1628年)，可知是董其昌所臨;清代《華山廟碑》拓片卷末“漢西岳華山廟碑，雍正甲寅，金司農手識”(1734年)可知出自金農之手。

　　追溯歷史，由于唐初李世民對蘭亭序等書法產品的喜好、重視，并組織考證、認定《蘭亭序》等一系列活動，不僅解決了此前兩百多年留下的難題，更是啟發促成時人對書法產品“三有”的關注和建設。這是很了不起的創舉和成果，是產品標識建設上的里程碑，對完善書法產品質量功能意義非凡。筆者認為，建立健全題款“三有”是一大進步，有助于提升產品整體質量功能。“題款必須涉及文字內容。如果內容不好，行款、書法寫得再好，還是無補于過，內容總是主要的”(王伯敏《中國畫的構圖》)。

　　書法產品是由書者對其他資源的利用通過書寫而形成，此類資源來自社會其他產品，具有可選擇性，它們直接影響書法作品質量。從題款紀年文字內容來說，目前有公元法、干支(農歷)法兩種產品供選用，能夠形成三種用法：1.獨用公元法;2.獨用干支法;3.公元加干支并用法。公元法屬法定紀年，是引進的國外先進文化產品，體系完整，紀年功能健全。干支法屬傳統紀年，是中華先祖創造、循環應用的一件文化產品、古文明的奇葩，已深入中國民俗民心。它以六十個年名來記錄千年百歲，未成體系，紀年功能缺陷，獨立使用會造成年名混亂。如大量書法作品題款中獨用誤導“癸巳”“甲午”一類紀年，年名全重復，令人困惑。公元加干支并用法，看似公元干支相媲美，滿足時人紀年需求，實是兩法并列，一優一次，干支的紀年功能相形見絀，美中不足。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干支法創新完善，消除年名重復現象，建立起科學自主、獨立適用的中華紀年體系。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