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些打算把美術館當做一塊肥肉對待的人——認為可以在藝術品市場急劇升溫的時候狠狠賺上一票，都是些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淺的家伙，嚷嚷得再兇也白搭，也就是草臺班戲而已。我想至少應該設置一個底線，譬如，對美術館的性質、功能、作用和投入畫出清晰的輪廓，對收藏、展示和研究都有比較熱忱的愿望，以及在投入方面沒有過多的后顧之憂，諸此因素，都已具備或者可以具備的情況下，考慮做起美術館來，才基本上是靠譜的。美術館不是菜市場——它有它的準入要求，拜托那些被幻覺和夢想弄暈了方向的人，清醒清醒再作決定，免得害人又害己。
　　
　　失語的快感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感覺自己患有一種失語的癥狀，原因無非是面對氣象萬千的現狀開不了口。這也難怪，如果在眾聲喧嘩中再增添幾聲喧嘩，是做得到的，畢竟咱從前也風光過幾天，說出的話是有人樂意聽的。但幾聲喧嘩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要開口總該有些內容和分量吧，所以，失語并非全然是壞事。
　　
　　另一個原因是，即使我主觀上想說什么，也很難準確而完整表達出來，一方面是缺乏現實針對性，另一方面是沒有論說的思想依據。記得前年我參加深圳美術館舉辦的論壇，與會者大多是圈子里的熟面孔。我發現，諸位發言者幾乎都對流行的國外理論權威如數家珍，凡談到我們面臨的現象，必找出對應的國外權威作為依據。最可笑的是，前一位發言者若提到某個新近出現的國外理論家，后一位發言者必定會不甘落后地跟著大談這個新近出現的理論家的最新觀點，以示自己是多么合潮流，多么不落伍。這是值得深思的，我當時是這樣說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失去思考能力了，除了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外，說不出一點自己的東西了，倘若再連一點現實的針對性也喪失殆盡，那就可悲之極端了。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斷地悲觀地談到，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理論上的真空狀態和話語權上的全面喪失，是因為傳統的思想理論資源無法在現實中生效，我們現在擁有的思維和話語系統是西方的泊來品，而非自身的原創的東西——換句話說，與所有非西方地域的情況一樣，在我們頭頂籠罩著西方的厚厚的云層，我們的思想和理論矛頭根本無法將其穿透。我的一位朋友曾經雄心勃勃企圖建立一套宏大的哲學理論體系，并出版了洋洋灑灑幾大本著作。我毫不留情地向他大潑冷水，我說了，凡試圖這么做的人，下場只有一個，那就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這種情況下，魯迅是做得最好的，比所有人都做得精確和徹底。因為他抓住了一點，那就是現實針對性。魯迅從不打算建立體系，反而常常宣稱自己的文章速朽，這是他高人一籌的地方。在當下，批評家也好，理論家也好，能做的也就是盡量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現實感，把握住現實的針對性，那便算相當不錯了，在現今理論空間如此狹小的狀況下，一個知識分子的現實感要比想入非非的思想理論更值得肯定。
　　
　　我的失語癥狀讓我獲得快感，不是一種自虐狂的自我宣泄，恰恰相反，它使我得到進一步清理那種不切實際的幻覺，以及排除那種毫無來由的盲目性。古人說，知之為知，不知為知，是知也。我覺得至少應該有這樣的自省能力：了解自身的欠缺，在這種前提下，才能夠獲得這個范圍內的自由。所以，我說魯迅是做得最好的，他給了我們堅定信心的啟發，抓住現實的針對性，在各種限制和受壓的縫隙中，保持清醒，然后發出自己的真實的聲音。
　　
　　市場的敏感和批評家的遲鈍
　　
　　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寄希望于批評家的眼光和公正，寄希望于批評家對藝術現狀的準確判斷，因為這是批評家的職責——他們吃這碗飯，當然理應如此。 然而，眼下的批評家是否滿足了人們的期待，是否恰如其分擔負了自己的本分，卻要打上大大的問號。上海的王南溟一鍋端地痛斥批評家座臺，話雖難聽，不能不承認其中的幾分真實性，而真實總比虛偽要可貴。
　　
　　批評家為什么腰桿子硬不起來？這個問題的成分是非常復雜的，但概括地說，還是金錢的作用為第一。我在和一幫子所謂的著名批評家一起活動時，繞來繞去繞不開一個話題，付出和收入——這也難怪，批評家眼看著那幫和自己一塊兒混出來的藝術家已腰纏萬貫，闊綽得要命，心里有點不平衡，有點酸溜溜，實屬正常。問題是不平衡和酸溜溜帶來的后果卻不那么令人容易接受，譬如，利用手中的筆開拓生財之道，譬如，不斷東奔西顛趕場子撈好處費，譬如……諸如種種，他們心不在焉了，價值觀變了，氣也短了，所以變得越來越遲鈍了。
　　
　　我們曾被那種偽道學害得夠慘，什么安貧守道，什么堅持信仰，批評家的七情六欲和人間煙火都得落實，而且標準還得水漲船高，所以，想多掙點錢，想奔小康中康大康，亦不是丟臉的事。但是，批評家手中的筆畢竟不是用來開掘金礦的，如果致富的念頭實在狂熱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干點別的也許效果更好。在此，我透露一點自己的小秘密：以前我和其他批評家一樣，寫文章收費，而且據說我的收費比同行高出一些。彭德為此在一個會上贊揚我，沒有知識分子的臭毛病，該拿多少，明打明的拿。——說實話，當時我還沾沾自喜過。但是，我發覺情況不該是這樣的，說是出賣勞力也好，出賣腦力也好，結果都不對。皮道堅曾說藝術家花錢買廣告詞，那么，我們就是那些泛濫成災的廣告詞的制造者。今年年初，我打電話給彭德，告訴他，以后絕對不再寫收費文章，如果他發現我偷偷地寫，授權他抽我。
　　
　　市場經濟的深入和廣泛使得批評家找不到北，越來越多地失去了對藝術實踐的影響力，把支配權乖乖地交給了市場本身。在批評家變得遲鈍的同時，市場卻開始敏感起來——因為涉及到巨大的投入，涉及到保值增值，涉及到從短線到長線的操作，涉及到從國內到國際的交流合作，必然地考驗著從業人員的素質，也抬高了進入這個圈子的門檻。與前些年的盲目、無序和混亂相比，當下的市場確實是敏感起來了，由市場挑選和培育的藝術家成了一種新的風景——它建立在時尚風氣的基礎上，建立在藝術市場的從業人員和少數有錢人合謀的基礎上，建立在單向度的霸道的基礎上。所以，我得鄭重其事地補充一句，批評家的遲鈍和市場的敏感是階段性，是金錢對藝術的暫時性的勝利，長遠地看，藝術才是永恒女神，金錢呢？——以從前仁人志士的口吻說，金錢不過是糞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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