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湯顯祖的這一首詩道出了徽州無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文薈萃，商業繁盛。到了明代尤為突出，時人張瀚在《松窗夢語·商賈紀》中說：“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舍本逐末，唱棹轉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歙尤夥，故賈人幾遍天下。良賈近市利數倍，次倍之，最下無能者逐什一之利。”可見徽州人有著善于經商的傳統。 

　　當時的徽州人“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導致豐富的藝術珍品積聚徽州，使其成為當時全國最有影響的收藏地，亦帶動了周邊地區古玩市場的發展。 

　　那么，徽州的藝術品市場到底是怎樣的？又有哪些自身的特點呢？ 

　　一、鑒藏風氣與參與群體 

　　徽州的書畫市場甚為活躍，當地人們的收藏亦相當可觀：宋元明清近千余歲，陵谷變遷，未受兵革，書籍、碑版、金石、書畫之藏，至明弘嘉，搜羅宏富，家弦戶誦，雖吳越文物之盛，無以逾之。古玩收藏竟達到“家弦戶誦”，可見其參與市場群體的龐大。 

　　這種風氣自然影響到徽州：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贗不可復辨，以致沈唐之畫，上等荊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 

　　明末徽州鑒藏家收藏的法書名畫不計其數。徽州籍著名藏家兼古董商人吳其貞就有著深刻的體會，他把自己歷年行商古玩的所見所想，都記錄在自己寫的《書畫記》上，讓我們得以真實地看清當時市場中方方面面的細節。吳氏出身于收藏世家，其父吳豹韋“篤好古玩書畫，性嗜真。尤甚于扇頭，號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他曾于1639年在溪南觀畫：“余至溪南借觀吳氏玩物，十有二日應接不暇，如走馬看花，抑何多也！據(汪)三益曰，吳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其風始開于汪司馬兄弟，行于溪南吳氏、叢睦坊汪氏，繼之余鄉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榆村程氏，所得皆為海內名器。”此話中所提及的徽州幾個大收藏家族皆為徽州名門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這種以宗族為紐帶形成的社會收藏結構，使徽州的收藏具有自身獨特的面貌。 

　　徽州參與藝術市場的群體除了徽商之外，還有畫家、官紳、醫生、裝裱工、平民百姓、門客等皆有收藏，幾乎涵蓋了社會各階層。 

　　清初著名的畫家王鑒對收藏非常喜好，故山水擅長臨摹，對于董、巨尤為精詣。吳其貞去過王家觀賞書畫，如1643年四月二日，他過太倉王元照家，觀賞了關仝《溪山積雪圖》絹畫一卷，甚剝落，畫法松秀。他判斷是元人筆，非關仝畫也。吳注曰：元照，諱鑒，風州先生孫也，性恬雅，善丹青，宗董巨二家，而好古之風蓋家傳也。” 

　　同時，徽州當地的官紳也大都參與到收藏之中。如陶元祐，崇禎十六年進士。壬辰（1683）年正月二十六日，吳其貞與他一起到吳門，觀賞一個名叫于庭的人攜來兩張名畫，一幅是元代曹云西的《群峰雪霽圖》大紙畫，另一幅是趙仲穆的《淵明圖》小紙畫。曹畫被朋友歸希之以他物易去，《淵明圖》因陶公見之與己同姓，事跡又相同（陶公入清后便隱居），故贈之。 

　　此外，名醫和市民也有相當的收藏。程元允，溪南人，為郡名醫。閑時喜講究法書名畫，人亦恬雅。家藏有朱熹《祖帳帖》及元人書。再者，普通百姓收藏書畫，在當時也不乏其人。 

　　明末時期，裱褙工在藝術市場中也十分活躍。裱褙工因其工作環境的便利，經常接觸書畫原作，耳濡目染，時間長了對書畫真偽自然有所領悟，從而成為市場參與群體的一員。而且裝裱工“由其能知紙紈丹墨新舊，而物之真贗已過半矣。若夫究心書畫，能知各人筆性，各代風氣，參合推察，百不差一，惟際之能也。” 

　　二、交易方式與書畫的作偽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