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討論新常態、在防范金融風險、在探討經濟轉型的時候，往往會迷失于復雜而又堅硬的現實問題的叢林之中，而忽視了中華民族延綿5000年的最具戰略意義、最偉大、最豐富的資源——文化藝術資源。放眼世界，這一豐富而又獨一無二的文化藝術資源，正是中華民族走向未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源泉。雖然我們的產業界、我們的社會精英們，還有不少人認為這是“遠水解不了近渴”，但硯文化的踐行者們，憑著對硯文化的熱愛與發展的理念，憑著一種使命意識，發起“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工程”，推出大型展覽展示，出版大型畫冊，先行一步，不斷在奔走呼吁，推進硯文化向縱深發展。

劉紅軍中將、歐陽中石先生為“百剎硯”題字

我們知道，迄今已有五六千年歷史的硯臺，是舉世公認的文房四寶之一，可以說，它見證及參與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生發與發展，并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偉大智慧的象征之一。同時，硯臺作為文人與書齋中必備的用具，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傳統中一個獨特的藝術品類。據研究者考證，從新石器時期的“研磨器”，到秦漢時期的“研”，再到唐宋以后的“硯”，經過歷代工匠、文人、藝術家、收藏家、鑒賞家不斷探索、開拓、創新，硯雕技藝與文化也不斷成熟。特別是宋明之后，尤其是清代，由于不少文人雅士在小小一方硯臺上釋演文心，遣懷寄情，勒銘繪事，從而使得一方硯臺融入了繪畫、詩歌、歷史、書法、篆刻、雕塑等多種藝術形式，形成了集歷史、文化、藝術、欣賞、研究、收藏、使用等價值于一身，特別是“傳萬古而不枯，歷劫難而如常，流千年而永存”的文化品格，更使其成為具有獨特的民族審美趣味與風格的綜合藝術品，建構起了很高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歷史價值和市場價值，進一步提升了硯的綜合價值。硯文化被譽為中華文化藝術殿堂中一朵絢麗奪目的奇葩，為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傳承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發展過程中的寶貴資源與財富。

草庵寺 68cm×68cm  韓光森作于2011年

硯臺作為文房四寶之一，其輝煌的歷史已深深植入中華民族文化的記憶中了。但我們必須正視的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近現代鋼筆、鉛筆和圓珠筆等書寫工具的相繼出現，使硯這個為人類服務了幾千年的文房之寶逐步退出了使用的歷史舞臺。特別是互聯網、通信技術、信息處理與管理技術的不斷融合，媒體融合與傳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人們的知識生產也面臨重大轉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硯及其文化漸漸淡漠，以至于越來越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或是一種文化記憶。也許正是這種距離，當人們在追尋文化的精神家園時，硯及其文化的價值不斷被發掘。而硯文化的不斷興起與發展，又使得硯這一承載文人墨客“文心”的案頭人造“自然”，再一次面對藝術、文化的融合。面對當代文化語境及審美文化的不斷變遷，硯文化在新時期不僅面臨文化、藝術內涵的再注入與整合，不可避免的是，硯文化的價值重構問題再一次擺在我們面前。

飛來寺 68cm×68cm  韓光森作于2011年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硯文化在傳承與出新發展的過程中，正在由文人、文化人的“圈子”文化，走向具有大眾美育功能的社會文化。硯文化、硯藝術正在走出把玩、書齋而走向展覽、大眾與社會，甚至硯文化產業也在不斷升溫。于是，硯文化的行業協會、美術館、博物館、研究院，各種展覽、研討、出版等活動不斷展開，因為人們基于一個共識：硯文化的發展前景廣闊。

尼瑪澤仁先生為百剎硯云居寺題寫楹聯           張飚先生為百剎硯水簾寺題寫楹聯

其次，為充分挖掘中華硯文化資源，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發現，硯文化在新時期的發展既是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也更需要文化工程來推動。我們不僅僅需要硯文化、硯藝術的傳承及優秀作品的涌現，更需要多元化、多層次、多樣態的藝術、文化、市場與產業形態的文化工程，形成合力，規模化、社會化、大眾化地來推動新時期硯文化與藝術的不斷發展。其中，“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工程”就是一個這樣的工程。

百剎硯之大明寺硯

“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工程”在中華硯文化發展聯合會劉紅軍會長倡議的“硯臺興亡，匹夫有責”的硯文化精神的感召下，秉承“科學設計與藝術表現的和諧性、形式多樣與內容豐富的統一性、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的認同性、藝術價值與市場價值實現的雙向建構性”的原則，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設計者韓光森先生，“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工程”策劃人、意門國際美術館館長黃中,百方古剎端硯的兩位主刀大師黎鏗與楊焯忠專注投入，為“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工程”的創作積累了經驗，貢獻了新的思想元素，為這個歷史性文化工程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工程”選擇古剎與端硯的文化視角，用意頗深，是人文與自然符號的又一次交融。據專家考證，從唐代起，甘肅南部的洮硯、廣東端溪的端硯、安徽歙縣的歙硯和河南洛陽的澄泥硯被并稱為“四大名硯”。其中，端硯之料取于廣東肇慶，“體重而輕，質剛而柔，摸之寂寞無纖響”，紋理綺麗，加工技藝復雜，工序繁多，要求因材因石施藝構圖，精心推敲題材、立意、構圖、造型、雕法，以保持端硯的古雅、樸實、形態自然的藝術特點。為此，其地位日隆，為我國石硯之首。由此可見，“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工程”從三個向度上建構硯文化的當代格局：一是以古剎與端硯為主線的人文與自然融合的硯文化名品體系;二是以研究、展覽、出版、推廣為主線的文化名牌傳播體系;三是以中國畫、書法、雕刻為主線的藝術名人體系。這一硯文化當代格局的建構，可以說是開啟了當代硯文化發展的大門。

百剎硯之湛山寺硯

第三，我們必須認識到，硯文化是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需要下大力氣對硯文化資源進行挖掘、整理與傳承，深刻地把握與認知硯文化的傳統，同時，我們更需要在硯文化的發現、傳承與傳統的認知發展過程中，融入時代精神與當代審美元素與理念，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更加開放、自信與理性地重塑、重構硯文化的價值體系，為進一步豐富中華文化的價值內涵，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發揮自己獨特的文化魅力。

最后，我們必須關注硯文化發展的未來。我們在努力推動硯文化的發展成為中國傳統藝術及文化，在深挖傳統、做好傳承的同時，賦予硯文化以時代的鮮活的生命力量，讓傳統的硯文化融入當代社會生活，融入當代審美文化，成為傳統文化藝術走向現代、走入當代的一個標示性案例。因為在文化發展的形而上的歡呼中，我們更需要硯文化踐行者這種苦心探道的精神與腳踏實地的實干。

我希望，“中華百方古剎傳世精品端硯工程”是一種開始。

(西沐，中國藝術產業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產業智庫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包商銀行文化金融顧問、包商銀行國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導師,濰坊銀行藝術金融中心首席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

西沐 2015.8.1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