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山的書法藝術，有著明顯的傳統特色。從中可以看出顏體之雄渾，柳體之俊秀，歐體之嚴謹，漢隸之韻致，這是他長期學習古人的必然結果。他崇尚清代著名書法家傅山“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的藝術原則，將古人對漢字書法的共同理解忠實地保存在自己的作品中。然而，他師古而不泥古，從師而不拘于師。他認為一味臨摹是工匠的營生，對于藝術只能是死路一條。所以，把前人的經驗化作自己的基本功，由此出發，刻意求索，自出機杼，逐漸形成了雄健豪邁、意態豐碩、精妙俊逸、嚴謹疏朗，小巧、秀媚、方圓、規矩中呈現古拙真率之大氣的個人風格。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嚴謹與生動結合，質樸與大氣同在

張山書法的嚴謹，集中體現在其楷書之中。二十多年的藝術修煉，使其楷書無論用筆、結體都有十分嚴肅的程式。其體勢方中見長，筆力勁健，筆法圓潤，含篆隸而不留痕跡，自然安詳，意態豐碩。而且嚴謹中見生動，寓變化于規矩之中。他精心仿寫的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王羲之《黃庭經》、三國鐘繇《薦直季表》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這些作品富含歐體、王體之遺風，但更多地表現了張山個人駕馭楷書的功力及深藏于書法藝術中的節奏與韻味。

楷書的深厚功力為其行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其行書達到了字里金生、行間玉潤、質樸典雅而又大氣磅礴的藝術境界。如書聯“說劍增慷慨，琢玉思堅貞”，“量閎識真富，德大壽能高”，“時雨光萬物，大云庇九州”等都是在借鑒古人筆墨法則中，形成自己藝術特色的代表之作。他之所以能將嚴謹、生動、質樸、大氣融為一體，是因為在完成這類作品過程中以先賢為鑒，以功力為基礎，始終賦予筆和紙一種強烈的藝術激情，以筆為載體，將激情傾注在紙上，最后成就為有生命的、活靈活現的、充分表現中華民族博大、威武、堅毅本質和作者思想、情趣，所見、所思、所歌、所嘆，浸透骨氣、有血有肉的藝術品。

1995年，張山的父親離開人世。在那杜鵑泣血的日子里，張山將對父親的無限感情傾注筆端，一筆寫到淚，兩筆寫到血，三筆寫到骨，化悲為力，創作了諸如《修成淑德，惠及子孫》、《張公墓志銘》、《天地正氣》、《赤壁懷古》、《滿江紅》等一大批作品。這些作品是血淚的結晶，焦肺枯肝、抽腸裂膈之作，是人間真情的結晶。與此同類但氣質相異的行楷，如書聯“不貪于利養唯樂佛菩提，一心求佛智專精無異念”等則借鑒僧人、儒人之筆、之意，溫文爾雅，端莊秀麗，筆法精美，情趣惟妙惟肖。在運筆上追求平和，保持心態寂靜，筆畫一絲不茍，真有些“氣衰不敢高聲語”之感。楷書、行書和行楷，是張山書法藝術的基礎，嚴謹是其作風，生動是其內涵，質樸是其本色，大氣是其靈魂。而四者的結合，則表現了藝術家的風度情操和襟懷，欣賞這些作品，能夠使人進入一種風和日麗而萬物郁郁蔥蔥的境界，在這種境界里得到藝術的陶冶與思想的升華。

2. 古拙與俊秀共存，內容與形式統一

張山的書法以點線表達藝術感情，而藝術感情的產生往往來源于作品內容與藝術家內心體驗的共鳴。當一定的藝術氛圍和藝術家的審美感覺與作品內容發生感情碰撞時，一件富于生命力的藝術作品便產生了。如行書對聯“群賢登書山，神龍戲墨海”，就是在這種感情碰撞的氛圍中產生的。詩句強烈的進取內容，激起作者強烈的創造欲望，未等干澀的毛筆在水中完全泡開，藝術家便渾身運足了氣，經過短時間的入靜，內氣通過肩、肘、腕、指，變成了千鈞之力，而這力量一下貫注筆端，調動大筆作風馳電掣般的運動，“群賢”二字便躍然紙上，奇特的效果隨之產生。這種效果的出現更激起作者創造的激情，平時沒有的藝術靈感全被調動出來，滿腔的書寫欲望亟待表現，于是，“登”字一點原應放在中間，突發的靈感使其右偏，下豎取斜勢，得平衡效果，到下聯，已成竹在胸，“墨”字筆墨一下濃起來，中豎偏左，留出很大的想象空間，并與“神”字相呼應，無拘無束，任意揮灑，一氣呵成。整幅作品正如蘇軾詩所言：“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出現了強烈的動感和無窮的變化，將“登書山”、“戲墨海”的境界與理想一下表現出來，達到了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巨幅行草《孫子兵法》也是如此，作者為孫子揭示的戰爭規律所激勵，運全身的氣力于筆端，濃墨重彩，飛筆如神，將戰場上萬馬奔騰、風吹石動、折戟沉沙、刀光劍影的景象和勇士們叱咤風云、血染河山、馬革裹尸、壯懷激烈的威武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通篇如蜀人蔣貽恭所言：“應有鬼神看下筆，豈無風雨助成形”，“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妙趣橫生。而“枯藤老樹昏鴉”則充分利用漢字的象形功能，將“藤”、“樹”寫得枝老杈干，將“昏鴉”寫得哀痛凄苦，將“橋”“水”寫得悲涼蒼遠，將“風”“馬”寫得瘦骨嶙峋，將“夕陽”寫得如火如血，將“斷腸人”寫得天涯無助、肝膽俱裂，整幅作品悲壯而蒼涼，古拙而俊秀，“怪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唐·韓)，使詩詞原有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升華。如果說楷書、行楷表現了張山性格感情平和、嚴謹的一面，那么，草書、行草則充分表現了他壯懷激烈的情感和風格。雖然這種風格在表現形式上風馳電掣，行云流水，但筆畫的精細變化與運筆的藏露互見，側筆的取勢，頓挫提按，使轉的運用，字形的大小差參，結字的疏密斜正，都恰到好處，字字有交待，行行見功夫，從而把古拙與俊秀，內容與形式辯證地統一起來。

3. 偶然中蘊含必然，變化中突出主題

漢字源于形象，原本通過形象表達思想。經過幾千年的演化，漢字成為今天的方塊符號。但萬變不離其宗，其形象性往往在書法藝術中得以回歸。毛筆書寫漢字，不僅常常整體回歸于形，而且在不少場合，筆畫自身也可回歸為具有深刻藝術內涵的形象。張山的書法，常常于偶然中出現鬼差神使的象形效果，并在某種程度上暗合了幾千年華夏文明的深刻哲理，其榜書“福”字便是典型的范例。1998年，張山為老母親書寫一幅“福”字，像往常一樣，他凝神、運氣，飽蘸濃墨，一剎那，斗大的福字便躍然紅宣。當他落完款注，用畢畫印，回頭端詳時，奇特的效果令他目瞪口呆，原來，這“福”字的頂頭，儼然顯現出一對典型的鄉間老農夫妻，老頭居左，禿頭、瘦高而清癯，用飽經滄桑的渾濁眼神深情地注視著對面的老伴;老伴頭頂方巾，細長的方巾系于脖頸，手捧一縷棉線，一邊清理，一邊低頭仔細傾聽著老頭關于歲月滄桑的敘述，并不時嘮幾句生活的艱辛及人生的絮語。老頭對老太太的純樸情感躍然紙上;老太太對老頭的尊敬、照顧入木三分。一對飽經歲月滄桑的鄉間老人經過人生的風風雨雨偕手走到白頭，盡管仍然是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畢竟平平安安、恩恩愛愛、和和美美地走了過來。如今，他們糧滿倉，油滿缸，豐衣足食，兒孫滿堂，什么叫福?這就是福!這就是幾千年中華文化中普通老百姓對“福”字的最精辟的詮釋，它揭示了福字的真諦，洞見了福字的精髓，說盡了福字所內涵、所處延的全部故事和真理，找到了中華文明的源頭及這一文明的歷史走勢。一幅“福”字作品，如此的神奇，它出于偶然，其實是必然的。福字寫法的最高境界本該如此，誰能說張山的偶然所得不是他長期藝術積累的必然結果呢?而這種必然性的證明不在于福字孤單的一例，張山的榜書“壽”字竟也是鬼差神使般地出現了類似的奇特效果。細看“壽”字的頂頭，靜靜地蹲著一帶甲的武士，他是秦始皇留傳于今的兵馬俑，正向世人訴說著秦王朝文治武功的兩千年悠悠歷史。兩千年，相對于歷史也許彈指一揮，但對于人，卻是無限的歲月，無限歲月謂之“壽”。可見，此作品也從另一個側面為“壽”字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注釋。

筆者曾親眼目睹過張山在書法創作中出現的類似“福”、“壽”效果的奇特一幕，那是1998年12月7日，筆者的一位朋友從漢中專程到西安向張山求字。張山應邀寫完，同行的司機也請求提一幅“平安歸航”。張山飽蘸濃墨，一揮而就，司機突然高興地跳起來，他指著“航”字讓大家看，果然航字“舟”旁里面竟如駕駛室端坐了一位司機，伸長脖子全神貫注，目視前方，其謹慎駕駛之態，照章辦事之神，注定了他每次出車都會“平安歸航”，而不會出現任何意外。在場各位無不驚嘆這神奇的藝術效果。這些作品的奇特效果都不是張山刻意雕琢的，而是偶然所得，正因為他并未人為地強求這種效果，才必然有這種奇特效果的問世。假若他一味獵奇，則絕對不會取得如此的藝術造化。東方哲學中偶然中蘊含必然的論斷，在此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張山的書法根植傳統，且變化無窮。在各種藝術變化中，他始終注意把握好章法結構，處理好主與次的關系。如作品“琢璽”，詞之本意“璽”為琢之對象，為主;琢是對璽之動作，為輔。故“琢”在作品中作淡化處理，而“璽”濃墨重彩。為什么“琢璽”?“琢”什么璽，一圈小字回答了主題，故“琢璽”二字居中，而小字注釋居旁，主次分明，詳略得當，整篇章法和諧，主題突出，給人以美的享受。在香港回歸前夕，張山精心創作了一幅“回歸圖”，斗大的“歸”字榜書居中，而以香港的百年歷史作小行書提繞邊上，既突出了中華民族企盼收回香港，香港一定會回到祖國懷抱的主題，又以歷史詮釋使主題得以深化。

將大千世界的普遍規律寓于偶然的筆畫之中，在瞬息萬變的筆墨世界集中突出作品的主題，是張山書法藝術的特色，它將張山書法藝術推向哲學，使作品中內涵或外延了無窮的智慧哲理，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和歷史感悟，達到了新的藝術境界。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