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為什么，最初聽到“陳師超”這個名字，總要將之與諸如陳師道這樣的先賢聯系在一起，因此，便自然把師超想像成一個志行方正、古風可范的君子。待到在一次酒會中與師超相識，看著他燈影朦朧中的酡顏、聽著他謙遜而溫馨的談吐，尤其是領略他每當有所興、便憨然一笑的語態，便證實了我此前的想當然的推測。的確，在我所接觸的書壇新秀中，師超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最能夠在心境和姿態上得“平和”二字的人。因為論資歷，自1999年他便在國展中嶄露頭角，此后一發不可收，不斷在各類大展中獲獎;論影響力，今年第一期《中國書法》將之推舉為“當代書壇名家系統工程•中青年名家提名”人選。因此，若以世俗的眼光看，已頗具俯視蒼茫、指點江山的背景了。但他一涉及到自己卻訥訥如不能言;更是很少口中雌黃，對同仁作隨意的評點。這種“自我估價”和“文化評判”闕如的底蘊，絕非“謹慎”、“愛惜羽毛”這類字眼所能涵括，因為這實際上是理性精神在風度上的一種折射。毋庸諱言，在一個功利欲望甚旺而所謂的“主體性”、“個體性”又極強的社會情境中，最具常態的景觀是一切都被物質化和泡沫化了，如此，所謂“謹慎”、“愛惜羽毛”便意味著對名利的放棄，也象征著在焦點層面上角色的缺席。所以，若不是在終極關懷上深謀遠慮，一個世俗化的藝術家是不會選擇這種放棄與缺席的。正因為如此，我才將師超的靜穆看成一種難能可貴的文化理性。如果聯系目前展覽絡繹、研討連翩的人造的炙手可熱的怪現象，也許會更堅定這種認定。

記得前幾天，電視臺為我省的資深書家梁修先生制作專題節目, 記者采訪筆者時曾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如何認識梁先生?”我的回答是：“當然是從人與藝兩個方面去感知。”實際上這是一個極為平常的道理：“藝”的主體是“人”，而“人”的產物則是“藝”，因此“人”、“藝”一體。故一個在處世上深得理性三昧的人，一般也會是藝術上的理性主義者。觀乎師超艱辛的書法之旅，可謂此言不謬。這意味著師超的藝術濫觴必然具有一個古典主義的邏輯起點，具體說來，大的方面即碑帖并重，如若細論，則先后經歷了師法陸機、索靖、二王、顏米和《張遷》、《乙瑛》、《爨寶子》等的復雜過程，這在當今年輕書家中算得上取經寬廣的了。但對書家而言，取經寬廣只是一個“戰略”性的取向，而最終這種取向是否能夠建立深厚的“積淀”之功，則取決于具體的“戰術”即方法了。我發現，師超正是在這一關鍵問題上充份體現了他的自我與才性，從而完成了對古典偶像智慧性的闡釋。譬如，陸機的《平復帖》頗似大樸未虧，深具混沌之象，而索靖之書則已漸露端儼之態，二者相融，正可得章草中庸之境;“二王”雖血脈相承，但也各有所擅，此即后人所云，大王以內擫取其含蓄，小王以外拓獲其側媚，二者互補，便可臻妙境;北碑雖風格各異，但多呈莊嚴肅穆之象，而南碑之《爨寶子》則獰厲詭譎，南北混一，則必鑄蒼莽之境。所有這些在師超筆下都以極自然的形態流露出來，但我卻讀出了其中隱藏著的邏輯關系，此即美學層次上的“整合”，也是具有“中介”性質即由師法到自運的重要過渡。對一個書家而言，“中介”如同山巒間的索道，或溝通兩岸的橋梁，若質乏堅實，則必赴湯蹈火，陷入險境。這樣的教訓太多：如一種經典尚未完全領會，或基本沒有涉足經典，便急匆匆另辟蹊徑，超邁古人，其結果當然是欲速則不達，欲南轅而北轍，落為笑柄。也難怪，所謂“遍臨諸家”、“諸體皆擅”是需要冷板凳作前提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超越人格，是很難忍受與“皓首窮經”一樣的“皓首臨池”的寂寞生涯的，但大家巨子的本質卻如大道無形般存在于這個“寂寞”之中。我為師超慶幸，慶幸他對古典的守望，對傳統的執著，對建立在豐富的精英素質基礎上的“整合”意義、“中介”價值的認知，盡管他還未臻極境，任重道遠。

師超已謹慎地進入了具有探索意味的自運時期，因屬“探索”，所以風格變異相對幅度較大，但在范圍上卻沒有超出尋求傳統的現代轉換這一命題。因此，我發現他相當謹慎地吸收前衛派的一些寫法，以化解汲古者往往無法規避的弊端即陳舊，以獲得必要的時代性格，師超書法的青春之氣即來源于此。的確，盡管至今人們在贊賞一位品潔行端者的時候，常說“今之古人”這句話，在鑒賞書畫時亦云“古意盎然”，但畢竟前者只是特立獨行的象征，后者則是與傳統結緣的標志。一個藝術家或一件藝術品如完全與古人重合，則與作偽就沒有什么區別了，因此，美學意義上的“古”要避免“舊”的尷尬就必須以“新”作為它的延伸，以“現代”作為他的結果。站在這樣的背景上考察師超的探求，便獲得一種歷史的縱深感和時代的責任感。如果從格調上審視，目前的師超似乎在追求精神上的統一和筆致上的自由，而統一則意味著隸書與行草的呼應，這真是“于我心亦戚戚焉”——因為筆者也經歷過這種嘗試——師超在諸體中于隸書和行草付出的心力最多，以之作為書體的互動去豐富彼此的內涵，可謂深中肯綮。至于“自由”則是藝術的靈魂，但它似乎又是一把雙刃劍。無目的而又合目的性的自由會賦予藝術家以所向披靡的力量，最終抵達心儀的彼岸;完全的無目的又無規范的自由則是絕對意義上的拋離家園的浪跡天涯，最終則必將成為失去一切的零余者。就現代性而言，“自由”當然是它的要義之一，甚至稱為靈魂也不為過，唯有如此，便不會因偏頗而致荒謬。當前書法界乃至文化界曾經出現過的諸如“紙團展”、“用下半身寫作”等怪現狀，都是緣于對“自由”的誤讀。因為如此，師超在創作中盡力以必要的“理性”去輔助“自由”，所以他筆下無獰歷之感，無張狂之態，而有春光爛漫之韻。但毋庸諱言，因為師超畢竟還處在中年時期，這注定地使他在保持青春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帶有青澀之氣，譬如，在精致上尚須再進一層。我很久之前就有這樣的也許過于簡單、過于淺薄的詰問與前瞻：今天及未來的藝術是否能與越來越趨向精致的物質生活形成基本的對應?因為在筆者看來，物質與精神雖屬不同范疇，但就演繹的步調而言，又基本是統一的，因此，雖然今天乃至未來藝術風調的的取向必然是多元而豐富的，但追求精致應該是一種最具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向往。再者，精致與“自由”不但不沖突，而且在深層上應該是天生的孿生兄弟，因為無自由精神的精致充其量只是一個徒有其表的擺件，而無精致形式的自由，只能是一種無節制的放浪。令筆者感動的是，近日拜觀師超的一些作品，發現走向精致的意識正在強化，因此，筆者堅信，憑籍他的智、識和勤奮，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進入一個全新的藝境。

陳師超，字乃冰、號石壑，1963年10月生，中國書協會員，山東書協理事。其作品先后入全國第七、八、九(獲獎)屆書法篆刻展、第三屆全國書法百家精品展、全國千人千作提名展等。2009年榮獲山東省泰山文藝獎，2012年榮獲山東省書法事業突出貢獻獎。（作者/鄭訓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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