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我的水命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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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體作者：汪毅來源：中國時代藝術網發布時間：2020-09-22 18:34:00

湯紹恩簡介

湯紹恩，四川省安岳縣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出任浙江紹興府知府(官終山東右布政使)，有“浙江李冰”“紹興恩公”之譽。主持興建的三江閘是我國唯一以星宿名稱建筑的大型擋潮排水閘。該閘節江制海，使江海兩分，創造了中國古代治水奇跡，是“現存我國古代最大的水閘工程”暨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又是創造性的水利科技杰作，代表了“我國傳統水利工程建筑科技和管理的最高水平”。

湯紹恩畫像(汪毅供圖)

湯紹恩被清朝康熙、乾隆、咸豐、同治四代皇帝敕賜。入《明史·循吏傳》，系明代276年中30個地方模范官員之一，為該傳中唯一的四川人，也是紹興水利史上循吏進入正史《循吏傳》的唯一者。

在紹興水利廣場上僅有的三尊雕塑中，四川籍的古代治水人物大禹、湯紹恩便占兩席(另一尊為馬臻)。就紹興數千年的水利史而言，湯紹恩既是大禹治水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傳承者，又是繼大禹之后古代治水建立功勛的集大成者，享有“公纘禹功” “功全禹跡” “禹稷同功”“纘禹之緒” “智侔神禹”“洞開纘禹緒” “功垂禹績侔” “一方之神禹”“公之恩澤，洵不在禹下”等盛譽。

我的水命汪汪(自序)

文/汪毅

甲子一輪又五后，驀然回首，才發現與水的聯系實在是太多太多。且不說每天生活離不開水，單是我的姓氏“汪”便有許多的水，竟是溪、渠、湖、江、河的集合乃至數倍。

屈指算來，我的人生驛站似乎總與水攸關。少年時，生活在重慶市中區(今渝中區)棉花街，暢游于長江或嘉陵江只是十來分鐘的事。青年時，工作和住家均在安岳縣文化館，去掬一捧岳陽溪水也不過五分鐘光景。后來，工作去了內江市張大千紀念館，幾乎每天上班都擺渡沱江，乘一扁舟于水中游弋。中年到成都工作，住家便緊傍內環路養馬河的通錦橋。退休之后，住在了沙河畔望江錦園，舉足兩三分鐘便可漫步沙河。這一路遷徙，真有些像古人說的那樣“擇水而居”。也許正是冥冥中的注定，從擇居的臨水到寫作對象的“湯湯水命”，一不經意我真的下“水”了，且下得不算淺，即筆觸歷史治水人物湯紹恩，開我幾十年文事涉“水”之先河。

其實，我很早便知道湯紹恩，特別是湯公祠，只是當時忙于其他工作而涉之不深。那時，湯公祠在安岳文廟文昌宮右側，并不起眼，蓋因它的用途早已被改變，甚至面目全非。至于之前的演變，實在是無法稽考，惟有問歷史刮過的那一陣風了。

紹興水利廣場湯紹恩塑像(汪毅攝)

然而，湯公祠外面的路，卻是我出入文化館的必經之地。頗巧的是，這次寫《湯紹恩述評》查清道光《安岳縣志·移修湯公祠記》時，才知道建于明萬歷年間的湯公祠，在清嘉慶甲子年之前便由縣署右側移至文廟黌宮西。

1981至1986年，我在安岳縣文化館工作，其間出任館長。時文化館設于縣文廟內。沒想到，我的辦公室竟幾乎就在湯公祠的原位置，甚至住家與湯公祠近在咫尺，算是毗鄰而居了。囿于那時對湯紹恩認知甚微，竟渾然不知此處三尺有神明。今天，秉筆為湯紹恩撰寫述評，助推其人其事研究，展示其文化理想，提升其社會效應，想想這大概也是一種修來的緣分吧!

湯紹恩生于京城，成長于安岳，建功名于紹興，影響于后世，曾被清朝康熙、乾隆、咸豐、同治四位皇帝敕賜。作為歷史人物，湯紹恩傳入清嘉慶《一統志》《四庫全書(續修)》《四川通志》《浙江通志》等數十種文獻典籍。更具影響的是，湯紹恩傳入國史《明史·循吏傳》，充分體現了一個時代的先進性和代表性，頗值得研究和討論。

《明史·循吏傳·湯紹恩傳》木刻板(汪毅供圖)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為紀傳體斷代史，為正史之一，記錄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276年的歷史。從《明史·循吏傳·湯紹恩傳》中悉知，湯紹恩為一代循吏，系明代地方模范官員之一。據筆者梳理，湯紹恩系《明史·循吏傳》30人中唯一的四川人，也是紹興歷史水利人物中走進正史(二十四史)《循吏傳》中的唯一者(在紹興歷史上，劉寵雖入《后漢書·循吏傳》，但功績主要是“舉孝廉，除煩苛”而并非在治水、興水上)。四川有“千水之省”之稱，紹興有“千湖之鄉”之譽，湯紹恩擁有的這兩個“唯一”，于四川、紹興來說，無疑具有特殊意義和象征意義。

循吏亦稱“良吏”，其之名始于《史記》，為政績突出、政聲名播天下的清廉地方官。他們心系民生、秉公執政、勵精圖治、創新發展，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的先進代表之一，是那個特定時代的“大人”和“青天”及傳統美德、人文精神、社會價值的載體，不僅被百姓擁戴，而且被歌功頌德。《紹興民為湯紹恩歌》便是其中的典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題署湯紹恩匾額對聯(汪毅供圖)

在農耕時代，農業與教育是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甚至是驅使社會發展的兩個“車輪”。一定意義上，循吏促進了區域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農業和教育的發展。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關乎百姓的糧食安全、財產安全、生命安全等。故循吏的重農，多表現在治水、興水方面，即代表了那個社會形態的重要一環，表達了民心的冀盼，寄托了皇權的期望，傳遞了社會的理想。

《循吏傳》為正史記述的那些重農宣教、德政清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的州縣級地方官的固定體例。作為歷史人物，入《循吏傳》是一個時代衡量循吏生前功勛與身后影響的重要標準。故循吏入《循吏傳》的意義非同尋常，是特殊的蓋棺定論和褒揚，分量遠比入正史《儒林》《文苑》《忠義》等列傳者更具有討論意義、更具有普世價值、更具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歷史和文化影響。

在歷史上，雖然每個朝代的循吏入《循吏傳》情況不一，只能相對類比，但量化標準極高卻是一致的。遺憾的是，同為循吏治水的功勛卓著者——被列為水利部2019年公布的“歷史治水名人”李冰、馬臻、蘇東坡，均被“擋”在《循吏傳》門外，甚至李冰未能入傳《史記》、馬臻未能入傳《漢書》。這當然是件憾事，特別在中華治水、興水歷史上。

2017、2020年，在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領導小組公布的兩批計20位四川歷史名人中，曾任地方官員(太守級)的有李冰、文翁、蘇東坡、秦九韶。他們雖不乏建樹與功勛，但入《循吏傳》者僅有文翁。文翁入《漢書·循吏傳》的主要功績是“宣教與治水”。目前，湯紹恩雖未名列這兩批“四川歷史名人”中，但他卻入《明史·循吏傳》，主要功績則是“治水與宣教”(湯紹恩在宣教方面亦不乏代表性。他注重修禮樂，強調民風教化，構建和諧社會，一時竟使紹興文教大振，故《明史·循吏傳·湯紹恩傳》說他是“新學宮，廣設社學”;汪鳴韶在《敘》中說湯紹恩“教、養兼壹，親身視學，諄諄講授。至今紹稱沃壤、文藪，公之功德不可諼也。”然而，湯紹恩在宣教方面的功績多被忽視，當今幾乎無人提及，蓋因其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成就太盛)。概括而言，文翁與湯紹恩均為異地建功(文翁在成都、湯紹恩在紹興)，殊途同歸而傳入國史，為不同時代的典范并光耀千秋。故可以說，走進《明史·循吏傳》的湯紹恩，他既是四川的驕傲，也是紹興一部明代斷代史的驕傲。

湯紹恩被載入的文獻典籍(汪毅供圖)

湯紹恩雖系安岳人，但卻有大功和大恩于紹興，故被尊為“浙江李冰”“紹興恩公”。2020年5月，為考察三江閘、搜集資料和交流，我開啟了赴紹興尋蹤湯紹恩之旅。

三江閘舊照(汪毅供圖)

徜徉在紹興博物館，駐足于“紹興歷史大事記”前，我才知道湯紹恩主持修筑的三江閘系明代紹興的“封面”。湯紹恩不僅是紹興明代斷代史大事記的唯一領銜者，而且是頗值得研究的歷史人物。雖然他漸行漸遠，與我們相距400多年，但作為一個具有“三代遺才”、甚至可以與蘇軾作類比的歷史人物(本書中，把他與蘇軾作有相應類比)，其人生的觸點十分廣泛和精彩，涉及治水、管水、興水、廉政、宣教、科技、執政、宗教、夫子之才(詩文、書法)、廟堂之風、龐雜的儒釋道思想體系等方面，實在是難盡其美。故要寫好其述評，頗為不易，難度遠遠超出我的想象。歸納起來，其難度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紹興博物館中的紹興歷史大事記(汪毅供圖)

一是資料比較匱乏(特別是在山東的政績)，現有研究成果除興建三江閘水利工程方面的記述，其他的微乎其微;二是文獻記載各持己見、相互抵牾，讓人一頭霧水、迷亂神經，真的是一不小心便被帶進“溝”里。僅以湯佐進士科時間(有明弘治三年、六年之說)、湯紹恩最終任職(有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布政使之說)、湯紹夔任職所在地(有陜西富平、浙江富陽之說)、三江閘興建時間(有明嘉靖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之說。也有把興建時間和竣工時間混為一談的)為例，便可窺一斑;三是欲作深度挖掘、理性提升、必要考證、客觀評價并體現獨立思考和文化理想——這當是對筆者史識、史才、文化格局的考驗。還有就是某些古籍和當今某些出版物中的錯訛頻頻，讓人常在云里霧里中穿行而頭大不已。盡管我注意“小心求證”而不“大膽設想”，但悖論或以訛傳訛在所難免，敬請讀者和方家鑒教。

湯紹恩塑像及畫像(汪毅供圖)

鑒于以上因素，我在寫作體例上選擇了“述評”方式，即“述”而有“評”，讓述為評服務。在表達的駕馭上，我采取了典型的“三段論”構架，一是寫湯紹恩與三江閘，二是把湯紹恩與馬臻、李冰作相對比較研究(他們同為循吏治水，是一個難得的比較研究對象。這在研究范疇中前所未有，應是一個突破)，三是作湯紹恩創意文化思考——“拓展未來，建言獻策”。其邏輯關系抽絲剝繭，層層遞進，以再次踐行我研究人物持有的“汪氏理論”：先修飛機跑道，再讓飛機在跑道上沖馳，最后讓飛機翱翔藍天。我想，這對歷史人物的研究和推動便有了“一體化”的意義以及方法論意義。

三江應宿閘圖(載《紹興府志•水利志》，汪毅供圖)

在赴紹興的交流中，我與紹興市政協黨組副書記暨副主席馮建榮、紹興市文化廣電旅游局局長何俊杰、紹興市鑒湖研究會會長邱志榮諸先生達成2021年在紹興舉辦“湯紹恩研討會”的共識，以跨出紹興、四川兩地共同研究湯紹恩的“一大步”，促進安岳、紹興兩地的多元互動。對此，我還與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暨參事室和文史館黨組書記蔡競先生、四川歷史學會會長譚繼和先生交流了想法，并得到他們的支持。

當然，不囿于湯紹恩研討會的是，在大力倡導抗洪救災(治水)精神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登高放眼、拓展思維、增大效應，共同書寫四川、紹興聯袂整合大禹、湯紹恩的新篇章，以彰顯其英雄氣概，弘揚其治水精神，使之在中國水利(文明)史上大放異彩。其理由是：大禹、湯紹恩皆為蜀人，在紹興水利廣場上僅有的三尊雕塑中，他們便占兩席(另一尊為馬臻)，翹楚紹興一部治水文明史，甚至在華夏治水史上有不可動搖的重要地位，特別是大禹。

浙江紹興大禹陵(冰立方攝，圖片來源：太平洋攝影博客)

大禹生在四川，卒于紹興，系華夏國家文明創建的始祖，啟道統之傳，具有“績奠九州重萬世，統承二帝首三王”的歷史地位，影響了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促使了中華文明的代代賡續。

大禹治水，禹跡天下，名滿天下。其理想、精神、意志、毅力和為民的核心價值觀等，已成為中華治水、興水的符號，甚至是中華治水、興水的靈魂，為萬世敬仰。古往今來，有關大禹的祭祀活動，具有規格高、影響大、傳播廣的特點。尤其是紹興，會稽禹廟始于夏啟，祭祀綿延不絕，甚至讓秦始皇、康熙、乾隆皇帝前往，并以“國祭”禮儀折腰祭拜，歷史影響十分廣泛。至于民間的祭祀和傳播，幾乎遍及中華大地，甚至海外。特別是近年來，大禹公祭此起彼伏，無論是西部的大禹出生地，還是中部的大禹封禪建都地，乃至是東部大禹陵。

大禹治水(圖片來自網絡)

大禹治水，功畢會稽。數千年來，追隨大禹治水者歷歷可數，英杰輩出，湯紹恩當屬其中的翹楚者。甚至可以說，在紹興數千年的水利史上，湯紹恩既是大禹治水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傳承者，又是繼大禹之后古代治水人物的集大成者。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方面，湯紹恩對大禹早就耳熟能詳，甚至充滿崇敬之情。在南京任戶部員外郎時，湯紹恩曾應邀為桑梓地安岳撰寫《重修道林寺佛殿記》。在該記中，就感慨人才而言，湯紹恩有“如神禹啟道統之傳”的舉例。基于對大禹的高山仰止及靈犀相通，湯紹恩走馬上任紹興府知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大禹廟“報到”，拜謁大禹這位中華水神。其情和靈異，乃至夢中的“故識”，誠如史學家毛奇齡在《紹興府知府湯公傳》中所述：“甫到，謁禹廟，周視其欂櫨，若故識者。”據此，湯紹恩還認為，水的使者像教導大禹一樣也教導了他，具有相同的湯湯水命和使一方安瀾的擔當。故清兩榜七省總督朱爕元在《再敘》中，特別引出了湯紹恩“諒必有蒼水者，如導禹而導余也”的話語。故在一定意義上說，湯紹恩是大禹在紹興的隔代化身。

三江閘現貌(汪毅供圖)

另一方面，湯紹恩的治水行為和功績被朝廷命官和史學家廣為盛贊，甚至把他與大禹相提并論：“公纘禹功”(陶諧語)、“功全禹跡引”(王文镃文)、“禹稷同功”(匾)、“纘禹之緒”(徐渭題)、“洞開纘禹緒”(石之貞題)、“智侔神禹”(李國相立)、“功垂禹績侔”(朱丙焱詩)、“禹緒誰堪纘，崧生信有由”(朱云俊詩)、“一方之神禹”(見《海濱耆士請封》)。在《入史褒封說》中，還有康熙皇帝“鑾輿親謁神禹，崇德報功，可謂盛矣。湯神之功德如是”的敘述。《三江閘務全書》纂輯者程鳴九，甚至給出“公之恩澤，洵不在禹下”的評價。由此可見，一路走來，歷史舞臺上的諸位“評委”對湯紹恩亮出的“最高分”。

鑒于大禹的中華影響和湯紹恩不遺余力傳承與所建的不朽功勛，謹建議：四川、紹興兩地文史界、文旅界、地方政府分別從研究、文旅、城市品牌等多方面整合大禹、湯紹恩，以放大其社會功效，拓展其更為瑰麗壯闊的前景。

汪毅著《湯紹恩書評》書影(汪毅供圖)

學術引領文化產業，學術是提升歷史人物價值的關鍵。較之炙手可熱的其他歷史人物研究，湯紹恩研究無疑處于發展階段，實在是需要有一個提速。基于此，我樂于拋磚引玉，以此述評開學術研究之新局，并期待能引起水利界、文化界、史學界、藝術界等對湯紹恩的更多關注，使研究走向深邃，具有更為廣泛的文化意義、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并為現實服務。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寫湯紹恩的湯湯水命，我的寫作對象才有了一個全新的領域，甚至有了水命汪汪的意義。

是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