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詩意地棲居”——荷爾德林

焦瀧天藝

人居環境是指適宜人類生活的環境。其可分為人居物質環境和人居精神環境。人居物質環境是指一切服務于居民并為居民所利用，以居民行為活動為載體的各種物質的總和，包括居住條件、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等。人居精神環境是指居民在利用和發揮物質環境系統功能中形成的一切非物質形態的總和，如生活情趣、方便舒適度、信息交流、社會秩序、安全與歸屬感等。兩者之間的關系為物質環境是精神環境的載體，精神環境是物質環境的價值取向。人居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的呼應程度是衡量人居環境優劣的標尺。

人居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是如何建立并產生呼應的呢?現實中人們認為只要提供了足夠類別、數量和質量的物質環境設施，就足以使居民自發產生安全、審美和歸屬感，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法國詩人、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提出，“空間并非填充物體的容器，而是人類意識的居所，建筑學就是棲居的詩學。”在欠缺“精神性”的人居環境中，人與其周圍所處的空間很難良性互動，無法達到人們所追尋的“幸福感”。

創建人居環境的核心是“人”，而非“環境”。要建設適宜中國人的人居環境，就要發揚中國人的精神內核。在中國人所崇尚的“人文世界”中，人們對“美”的最高表達就是“詩意”。自古以來，中國人以詩歌抒發情感，描繪對生活的感受，對美的想象。美學家朱光潛在《詩論》中提到：詩是“自然與藝術的媾和，結果乃在實際的人生世相之上，另建立一個宇宙”，這個宇宙“本是一片斷，藝術予以完整的形象，它便成為一個獨立自足的小天地，超出空間性而同時在無數心領神會者的心中顯出形象。”這種超越了現實生活的“小宇宙”，也就是生活的至高境界可以用陶淵明的詩來詮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處在擁擠的人群中，卻有淡然平和的心境，代表了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與精神世界。

反觀我國的現代城市，在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雖然不乏鱗次櫛比的高樓、散落各處的街心公園、管理規范的小區、雄偉壯觀的公共建筑，現代人生活的更加高質量、精細化，可是這些并不能治愈其日益增多的心理痛點——精神的焦慮與心靈的貧乏。由此可見，研究人居環境詩學，構建詩意人居環境是我國當下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如何建立人居環境詩學，營造詩意的人居環境呢?需要把握以下三大原則。

首先，從人居物質環境入手，大到城市、鄉村，小到建筑、園林，都要體現出“詩性”之美。這個可以從研究中國古代城市與建筑中，提煉出代表性的美學符號與元素，并因地制宜加以應用到現代的城市規劃和建筑中去，體現出詩的意境。誠如美學家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談到，“正和中國繪畫理論所說，山水畫有‘可望’‘可游’‘可居’種種，但‘可游’‘可居’勝過‘可望’‘可行’。中國建筑也同樣體現了這一精神。即是說，它不重在強烈的刺激或認識，而重在生活情調的感染熏陶，……在這里，建筑的平面鋪開的有機群體，實際已把空間意識轉化為時間進程，……中國建筑的平面縱深空間，使人慢慢游歷在一個復雜多樣樓臺亭閣的不斷進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適和對環境的和諧。”這種線性的，注重韻律和在場感的“詩性”建筑也是符合現代人生活方式的，“步移景異”的參與感與互動性能夠疏解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打造更加富于變化的，讓人流連忘返的美感空間。

其次，從人居精神環境發掘，在傳統文化美育的“詩性”中再造“鄉愁”。從農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從大城市再到超大城市，中國建筑的城市化進程也伴隨著一代代人的城市化進程。這種跨時代跨區域的“大遷徙”也造成了人們對于個人歸屬感的疑惑，對“家”的定義開始變得模糊，對“故鄉”的懷戀逐漸變得遙遠。社區取代了宗族式的家庭成為了新的城市細胞，在這種城市生活的新形態下，“詩性”可以給居民帶來心靈上的慰藉。

“詩性”是人從生活中體悟到具有“超越性”的美。這種美雖然來自于生活，同時它也是高于生活本身的。在人的所有活動中，審美活動最容易引發詩性，因此進行自我“美育”是最有效的實踐。曾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美育與人生》一文中說道：“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是由于情感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為強，轉薄而為厚，有待于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在城市中，我們有很多陶養美感的途徑——比如參觀博物館，在富有地域代表性的博物館中感悟跨越時間的文物歷史之美;在圖書館學習書法，在日復一日的練習中體悟律動與平衡的藝術之美;在大劇院觀賞戲劇，在抽象的演藝舞臺上回味人生的至真情感;在公園里和三五好友一起彈奏民樂，抒發自己或開心或惆悵的內在情緒……生活在現代都市，對“鄉愁”的定義可能不再僅僅是那蜿蜿蜒蜒的小道，那“模糊的悵惘”，更多的是在一種精神上找到美，找到詩意，從而再找到歸屬感，“此心安處是吾鄉”了。

最后，人居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的互通，是“天人合一”的現代“詩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蘊主要源于莊子在《莊子齊物論》中所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而人居環境詩學里的“天人合一”，是指人與環境、人與他人、人與自我，都達到一種“中和”之美。“中和”是人與環境的相互融合，“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中和”是人與他人的包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和而不同，美美與共”;“中和”是人與自我的接納，“君子溫潤如玉，大雅卓爾不群”。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無論是“香格里拉”，還是“桃花源”，皆是人們對于充滿詩性的人居環境最美好的文藝想象。從人居物質環境中城市規劃與建筑的“詩性”符號傳承，到人居精神環境在傳統文化的美育中“再造鄉愁”，直到物質環境與精神環境的互通“天人合一”，中國人有理論、有方法、有能力、有路徑把詩意的人居夢想變為現實。人造就了詩意的世界，世界陶冶了詩意的人生。

本文作者：焦瀧天藝，系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成都現當代城市美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