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改造不僅要治愚還要普法——讀苗勇新著《晏陽初》有感
讀完苗勇先生的非虛構文學《晏陽初》(東方出版社,2021年9月),恰值江蘇省聯合調查組公布“豐縣鎖鏈女”事件調查結果。一部文學作品,一個社會熱點事件,它們之間似乎完全不搭。但假如我們認真思量今日豐縣拐賣婦女之亂局的根源,在于農民以買賣婦女實現生育目標的集體愚昧,就會發現一代偉人晏陽初在近100年前努力實踐的鄉村建設和鄉村改造運動初心的價值所在。所以,一部書有一部書的時代命題和價值,讀完《晏陽初》,再看完江蘇省聯合調查組的結論,我陷入了長久的思考:在21世紀即將邁向中葉的今天,在中國相對發達的江蘇省,以治愚為核心的鄉村建設和鄉村改造運動,仍然任重道遠。
該書對晏陽初的生平及事功的還原度是很高的,但為什么不干脆以《晏陽初傳》標明呢?我理解作家苗勇的初衷,那就是盡量用文學藝術的標準和手段,來完成對這一段鄉村建設和改造歷史的藝術化再現,而不陷入學術再現的論爭、考辯和評論分析。也因此,《晏陽初》里呈現的中國20世紀中葉的農村問題、農民問題,也就有了很高的還原度。無論是“定縣試點”,還是后面的大面積鋪開,晏陽初的“鄉村改造運動”,都不可避免地要觸及當時中國農村的很多現實問題:貧窮、無知、愚昧、自私,出于維持生計的艱窘,拐賣婦女以完成傳宗接代使命的現象似乎還沒有冒頭,所以,晏陽初的當務之急,是要讓他們識字。通過教育,讓他們從愚昧的無知狀態中解放出來,讓大多數人覺醒,這樣,社會進步才有基礎,民主與自由才會順利成章。
這個想法何其偉大,然而現實推進又何其艱難。鄉村建設和鄉村改造,這本該是政府的責任,然而這終究要有擔負能力和遠見的知識分子承擔起來。問題是:現實的困難如此巨大,第一步究竟怎么邁開?而農民需要教育的問題太多,第一課該講什么內容?當我找到晏陽初編訂的《平民千字課》,并看到第三課的內容時間,不禁淚下,這個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更是一個了不得的預言家,他似乎在提醒我們,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教育那些愚昧的農民,什么才是“平等”:

你是人
我是人
不分貧與富
不分尊與卑
同是中國人
人人該平等
是不分貧與富卑尊同
中國該平等
這段近乎口語化的第三課內容,道出了晏陽初平民教育的核心。他是要告訴每一個平民百姓,如何理解“平等”,如何在日常里營造“平等相處”的環境。但晏陽初忽略了一個巨大的現實問題,在所有的平等里,除了貧與富的平等,還有男女性別的平等。這個男尊女卑的傳統毒瘤不清除,人人平等的愿景是實現不了的。這就看出了晏陽初的思想局限性,小說沒有呈現出這種局限性,就是作家意識的局限性以及觀念的局限性,我們只有承認這種局限性的存在,才會深深懂得晏陽初平民教育的先驗性價值。
在完成對定縣六十二個村的調查之后,晏陽初看到了中國大多數農民身上的缺點,那就是愚和私,是兩大頑癥和惡疾,必須對癥下藥:缺乏知識,目不識丁的人,讓他識字;而那些缺乏道德陶冶的,就必須通過文藝教育,提升他們的思想層次。對此,長篇小說《晏陽初》再現了晏陽初再造“新民”的內容。生計第一,這是當然,文藝和衛生居第二和第三,我認為這倒并非是很急迫的,倒是第四“公民”教育顯得很重要。從農民到公民,晏陽初即使活上兩百歲,這個目標也未必能實現。用文藝教育攻愚,這個路徑是對的,但效果如何不好判斷;用生計教育攻窮治窮,開發生產力,這個是基礎;用衛生教育防病治病,培養健康力,這是農村的頑癥,僅靠農民不行;用公民教育攻私,發揚團結力,這個理論上也沒有問題,但現實是容易走偏。看豐縣沛縣乃至整個徐州的“團結力”,就是對抗晏陽初的公民教育理念的。用時代的眼光來看,我以為還要加上一條,用法治教育攻盲,提升守法力。這個是當務之急。但晏陽初還沒有意識到這一層,他就走出國門,到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推行他的平民教育思想了。
中國農民從此失去了一位優秀的精神導師,也失去了一次接受公民教育理念的機會。他們中的一小部分,甚至沒來得及消化他在《平民千字課》中淺顯但偉大的內容,便急速墮落到公然拐賣婦女、惡意欺凌和摧殘同輩、枉法限制他人自由的法盲境地。更為可悲的是,他們的群體性法盲背后,還有一個知法犯法的公權力合謀群體。從江蘇省聯合調查組的文字里,我們不僅看不到平等,更看不到半點法律意識,連“增強法制觀念”這樣的口號都不愿意敷衍一個。
一部書有一部書的時代使命。《晏陽初》這部小說的時代使命就在于,它提醒我們:鄉村改造不僅要治愚,還要普法。我們需要接過晏陽初平民教育的大旗,在當代的鄉村改造中,把普法教育放在第一位。只有如此,鐵鏈女的悲劇才有可能避免再次發生,而那些將買賣婦女視為買賣商品的觀念,才會徹底失去生存的土壤。
百年過卻,社會不僅僅有前進的激流,還有倒退的暗流。中國的鄉村改造,不進則退,時代呼喚新的晏陽初,時代更需要一針見血的鄉村改造。
責任編輯:麥穗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