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王鵬

河北曲陽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藏定窯美人枕。

澳門上拍“美人枕” 東方IC/供圖

一件被標為宋代定窯的“美人枕”不久前在澳門拍出近4億港元的天價，這不僅創造了澳門藝術品拍賣紀錄，也刷新了定窯的世界拍賣紀錄。不過，迎接它的不是掌聲和鮮花，而是質疑聲一片。這件“美人枕”被圈內行家指斥為“假得不能再假”“簡直就是場鬧劇”，認為其有自賣自買、假拍之嫌。

其實，如此鬧劇在國內拍場早已不算新鮮事兒。遠的不說，前些年誕生的2.2億元“漢代玉凳”、7280萬元《人體 蔣碧薇女士》、1.4億元宋徽宗《瘦金千字文》，無一不是光鮮的數字背后藏著不可告人的貓膩。這就讓人難免生疑：在一個涉及千萬藏家和萬億資金規模的市場，拍賣鬧劇緣何屢屢上演，藝術品拍賣打假到底有多難?

“假拍”受罰成本幾乎沒有

在中國收藏家協會學術研究部研究員陳君達看來，“美人枕”事件與前些年那些拍賣鬧劇并無二致，“都是拿了一件所謂假古董、國寶上演這么一出鬧劇。山東一家文化傳播公司就曾搞過一個拍賣會，一件很假的張大千作品居然賣了幾個億。其實這種事情很多，只不過一些過于高調，被發現了。”在他看來，之所以屢屢出現這種事情，是目前的拍賣市場提供了鬧劇生長的土壤，“監管層面不作為，畢竟發生這么多起，沒有明確處理過，最后不了了之，沒什么風險，大家就都去做了。”陳君達認為，國內藝術品市場幾近“零監管”，多年難得見到處罰違規拍賣企業和工作人員。

“有的要做蘇富比，有的撈一票就行，這就是市場。”據他介紹，不少展覽、文化類公司，對外打的旗號都是“拍賣”，即便有些注冊資金達到一千萬元，具備了拍賣資質，但做法依然是不正規的。“這些山寨拍賣公司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正規公司。”在他看來，由于山寨公司并不是拍協會員，拍協根本管不了它們。只有存在明顯商業欺詐行為，工商部門才會介入，不過舉證很麻煩。“山寨公司在交易流程中比較謹慎，用一些模棱兩可的詞匯迷惑你，讓你舉證很難。很多這樣的公司還聘請了律師，找律師規避這方面風險，把坑早早挖好了。”

資深藝術媒體人項立平就見識過不少這樣的“坑”。據他介紹，北京有一家公司每年都選擇在非常高級的酒店拍賣，里面擺的字畫應有盡有，仇英、唐伯虎、文徵明的字畫，宋畫也是一大堆，但全部是標價上千萬元的地攤貨。他們拼命在現場制造出全是國寶的假象，只要有一個“冒失鬼”跑進來買一件一千萬元的拍品，他們整場的成本就回來了。“不過這里存在不小的法律盲區。不像電信詐騙，取證容易，騙子拍賣公司要堅持認為是真的，狡辯稱看走眼了，你也很難認定它是存心欺騙;另一方面，買者自負，買到假貨只能自認倒霉。”

對于公眾質疑中拍協不出面維護買家權益，中拍協副秘書長歐陽樹英也是無可奈何。“拍協作為行業協會，發揮的是橋梁、紐帶、協調、服務作用，并不具備執法權力。”據她介紹，市面上“假拍”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拍假，即拍賣贗品;再就是拍賣公司刻意抬高評估價以收取高額傭金;第三種是委托方、拍賣方和買受方聯手做局制造“天價”成交額。隨著越來越多中小拍賣行涌入，許多機構希望通過一次博眼球的天價拍賣奠定自己在業界的地位，多方合謀做局便屢屢出現。

面對愈演愈烈的“假拍”亂象，中拍協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工作人員坦言，由于不具備執法權，中拍協每次接到舉報都只能致函工商、地方商務主管部門要求協助核查，但很多時候都沒有實質性回應，幾無收效。他還透露，撇開那些李鬼拍賣公司，由于中拍協所轄會員(拍賣公司)每年要向協會繳納費用，中拍協也很難形成真正監管。

藝術品鑒定無“公檢法”

“古董古董看不懂，古玩古玩估著玩。要命的是，成千上萬人買的全是贗品，至今許多人還蒙在鼓里，認為自己藏著富可敵國的寶貝。我們稱之為‘精神富翁’。導致這一結果，一是當事人發財心切，總想著一夜暴富;二是盲目自信，眼光很差卻自我感覺良好。說他東西好，他喊你爹;說他東西不好，他罵你娘;三是不識行家，遇上了偽專家，好比那些言必稱真的‘全真教’教主。”王立軍如此形容那些初涉收藏的人們。

現為中華民間藏品鑒定委員會主任的他認為，拍賣市場亂象的根源還在于評估鑒定之難。“國家目前在藝術品領域沒有一個仲裁機構，如同收藏市場沒有‘公檢法’。前年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解散了，就是因為民間藏品太復雜，文化部、文物局明確表態不再組織鑒定了，而當下的鑒定機構魚龍混雜，開個鑒定書，標明乾隆時期收費2萬元，標注康熙時期收費3萬元。鑒定機構毫無底線。”

至于引入科學儀器做鑒定的建議，項立平認為“絕對不能相信”，因為它只能鑒定珠寶，書畫沒辦法通過儀器檢測。“就好比紙張是宋代留下來的，墨也是宋代留下來的，當代人在上面作的字畫，究竟算當代的還是算宋代的?”他認為，鑒定從來不只是一個技術活兒，而是一個體系，“那么多老先生花了那么多心思，寫了那么多東西，如果用儀器就能解決問題，我們還懷念、膜拜那些人干什么?”

北京匡時拍賣董事長董國強則認為，若想從根本上解決真假問題，得借鑒西方的市場運作經驗，引入第三方機構。“國外藝術家大多簽約那些被認可、有誠信的畫廊，畫廊掌握著所代理畫家的鑒定權。而國內大多數是藝術家自產自銷，將鑒定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以此前吳冠中親證某作品非本人創作，依然未被法庭采信為例，認為有信譽的畫廊不失為一個不賴的第三方。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重新開啟拍賣時，就引入了西方通行的藝術品拍賣經營方式，但當時并沒有同步引入與之配套的鑒定與估價標準化體系，而是沿用舊時古玩市場形成的憑個人經驗和好惡來估定藝術品價格的方式。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寧強將這一現象歸納為“西式拍賣”與“中式估價”的矛盾。據他透露，目前由首都師范大學藝術市場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藝術品鑒定中心、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等8家學術研究機構組成的“中國藝術品鑒定與估價標準體系研究課題組”已經開始重建評估鑒定體系，包括藝術品分類體系、藝術品分類鑒定估價指南，以及職業評價師資格認證規范等。

不過，這一過程將較為漫長。在王立軍看來，主要原因是中國藝術品數量巨大，種類眾多，客觀上有難度;再就是，大眾對專家存有過度依賴心理，而每個鑒定專家只是在某一特定學科領域有很深的造詣和見解。

吁修改《拍賣法》“不保真”條例

此外，拍賣公司該不該“保真”是個長期爭論的話題。《拍賣法》第61條特別規定：“拍賣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瑕疵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它也因此被稱為“免責條款”。在拍品遇到真偽問題而步入公堂時，一則簡單的免責聲明，是否真的就可以讓拍賣公司拍假大行其道?

“要求拍賣公司賣出去的都是真品，好比讓醫生只能把病人治好，其實是超出能力范圍的。”一位拍賣公司老總認為現行條款并無不妥。而寫出《誰在拍賣中國》的文化學者吳樹認為，“雖然醫院不能保證一定把病人醫治好，但如果出了醫療事故，卻不能不追責。”他認為，現行《拍賣法》有偏袒拍賣公司之嫌，加之相關職能部門不作為，是造成目前拍賣鬧劇屢屢發生又無人追責的根源。

對于《拍賣法》修訂一事，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主任劉雙舟透露，“已經操作了十年，但始終進入不了修訂程序，難點就是拍賣行業太小了，不影響國計民生，根本排不上隊。”不過，他也表示，即便今后要修訂，“免責條款”這一條也不會被剔除，“可以細化，消除誤解。拍賣公司以為只要聲明了，就不擔責了;買家以為它這么聲明了，就是沒責任了。其實雙方理解都是有誤的。”他解釋說，條款原文是“不能保證真偽的”，突出的是“能力”，它暗含的前提是，你有能力保真的時候，你是得保真的。“有些拍賣公司片面地理解為不愿意保真了，就發表這一聲明，是不對的。除非限于目前的鑒定水平，看不出真偽。”

據他透露，今后修法的話，將會在這條下面補充上兩條細則，即什么樣的聲明是有效的，可以免責的;什么樣的聲明是無效的，不能免責的。“整場拍賣會，我都不保真，那肯定是有問題的。幾千個標的都不能保證嗎?連家具是木制的都不能保證嗎?”

“一個總體思路就是不能把鑒定真偽的風險全部轉嫁給買家。”劉雙舟說，目前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問題在于，對買家的權利保障偏少。“比如對拍賣行雖不能強制保真，但可以立法限制它們以誘導性語言作虛假宣傳，在預展期間充分保障買家知情權等。”

事件回放

史上最貴“枕頭”未交割

備受爭議的“美人枕”依然在口水漩渦里搖擺。將時間推回到半個多月前，中國舍得拍賣國際(澳門)有限公司的首場拍賣會上，一件被定名為“宋代定窯美人枕”的拍品，經過數十次競價后，最終以3.5億港元落槌，加上13%的傭金后，成交價接近4億港元(約合人民幣3.17億元)。據了解，這件美人枕長43厘米，寬15.5厘米，上拍時還附有香港中科研發中心專門出具的熱釋光測定報告，結果顯示，其最后燒制年代距今900至1100年。北京東方大學(民辦教育機構)文物學院院長李彥君認定其系真品，說它是“研究宋代文化和陶瓷藝術的珍貴實物資料”。

不過，這些并沒有打消人們心中的疑慮。如此國寶級文物為何不找國際拍行蘇富比、佳士得，或者國內嘉德、保利這樣的大拍行，而是取道澳門，選擇一家成立僅半年、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如果它是真的，從內地帶到澳門，就涉嫌走私文物。它還敢報新聞，敢炒作?” 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研究員季濤認為，這件“天價”拍品很可能是贗品。

即便回到器物本身，也有不少疑點。不少人拿“美人枕”和去年創出天價的“明成化斗彩雞缸杯”相比較，著名收藏家朱紹良表示，同為瓷器，這“美人枕”與它根本不在一個層級。在他看來，珍貴文物講究流傳有序，雞缸杯是傳世名品，在陶瓷史上是有地位的，“說到明代瓷器，最讓人稱道的是‘洪武釉里紅、永樂宣德青花、成化斗彩、嘉德萬歷五彩’，雞缸杯就是成化斗彩的代表器物。這回上拍的‘美人枕’，此前有幾人聽過?無非是抄襲故宮藏‘娃娃枕’，博人眼球。”

中國收藏家協會學術研究部研究員陳君達甚至直呼“美人枕”為“肥婆枕”。“單從網上發布的圖像，就可以判定它的比例、開臉都假得離譜，屬于大瞎貨造型。”據他介紹，定窯美人枕是存有標準器的，它是存放在河北曲陽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的一件出土文物，“兩相比對，你就會發現這件拍品連仿冒都仿得粗制濫造。”

收藏家涂睿明在景德鎮經營著一家規模不小的陶瓷店鋪，經常與瓷器圈內仿古高手過招。據他透露，這樁拍賣里面明顯有人在操控，而且此前通過辦展等形式做了挺長時間準備，過了幾道手。“從東西上來說，圈內人心知肚明，就是一個笑話，估計連他們自己也沒想到能把價格抬到這么高。”在他看來，這件連“偽作”都算不上的騙人之作，買家不大可能因為打眼而上當受騙，“那就只剩下了第二種可能—知假買假。真正幕后用意，很難知道，但不排除做假的人和拍賣公司勾結做局。”真假之辯還在繼續，不過，時至今日，這件史上最貴“枕頭”并沒有完成交割是事實。

著名“拍假”

宋徽宗“千字文”真假之謎

2012年1月，由廣東中翰清花拍賣有限公司在深圳主辦的“清花歲月”跨年拍賣會上，一件宋徽宗《瘦金千字文》書法作品拍出了1.4億元天價。據稱這一作品是宋徽宗賜給北宋權宦童貫的。然而，成交后僅時隔一天，上海博物館即對此提出質疑。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單國霖明確表示：目前存世的宋徽宗《瘦金千字文》只有一件，收藏于上海博物館，他“從未聽聞有兩件”。而拍賣方堅稱“上海博物館的藏品是手卷，我們的拍品是冊頁。雖然寫的都是‘千字文’，但形式完全不同。”不過，更多鑒定者認為：如果同屬乾隆收藏，則清宮勢必會有記錄，但目前記錄的只有上海博物館這件。

“漢代玉凳”引坐具之爭

2011年1月，北京中嘉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舉行的“古玉雅集古代玉器專場拍賣會”上，一件漢代青黃玉龍鳳紋梳妝臺及坐凳以2.2億元成交，創下玉器拍賣世界紀錄。不過，這套被拍賣公司描述為“讓今人看后嘆為觀止，具有極高的收藏和歷史價值”的文物珍品，很快遭網友吐槽：漢代根本就沒有“凳子”，連造假都造得相當不專業。此后，不少學者紛紛發文支持，認為漢代人的起居方式為“低坐”，即以席地而坐為主，這套梳妝臺及玉凳系仿清代宮廷家具的樣式。不過，為這套拍品出具鑒定證書的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業內知名玉器鑒定專家周南泉堅稱“鑒定結果無誤”。最終，這件拍品沒有完成交割。

徐悲鴻天價畫系學生習作

2010年6月，北京九歌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7280萬元人民幣拍出名為《人體 蔣碧薇女士》的“徐悲鴻油畫”。同時配發的還有“徐悲鴻長子徐伯陽”所出示的“背書”和“徐伯陽與這幅畫的合影”。背書文曰：“此幅油畫《裸女》確系先父徐悲鴻之真跡為先父早期作品為母親保留之遺物徐伯陽(鈐印)二七年九月廿九日”。然而，2011年9月，中央美術學院首屆研修班部分學生聯名聲稱，這幅油畫是他們當年的習作。著名畫家陳丹青認為這甚至都不能稱為“偽作”，完全是拿了一張不相干的畫說是徐悲鴻畫的，如同指鹿為馬。

吳冠中證偽被判無效案件

2009年12月，持續數年之久的吳冠中《池塘》偽作案終審，法院維持原判，稱拍賣方不負責鑒定拍品真偽，原告敗訴。原來，2005年12月，上海買家蘇敏羅在北京翰海拍賣會上，以253萬元拍到一幅吳冠中的油畫《池塘》。然而，2008年7月，這件作品卻被吳冠中確認為假畫，并在畫作上親筆寫下“此畫非我所作，系偽作”。于是，蘇敏羅一紙訴狀起訴北京翰海拍賣公司和拍賣委托人蕭富元，要求全額返還購畫款。最終北京市高院終審裁定蘇敏羅敗訴。法院認為現行法律并未明確規定拍賣公司應負有對拍品進行鑒定的責任，蘇敏羅遭受的經濟損失屬于藝術品拍賣特有的正常交易風險。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