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讀《論語》的人，只把它當作圣人的經典看，遂忽略了他的文學情趣。我們看他運筆之靈活，結構之緊嚴，以及辭句之精粹而言，都是后世散文的典范。我們讀了，不但有高超的文學情趣，而且也可以提高個人的品德修養，使讀者自信在古老的中國，也有一個更圓、更大的月亮!

例如有一次，孔子的學生陳亢(即學而篇的子禽)，懷疑孔子一定有些特別的學問，不傳給門人，而傳給兒子;于是就向孔子的兒子伯魚(即孔鯉)道：你在你父親那里，聽到過特別的教誨嗎?伯魚道：沒有呀!但有一次，我父親獨立在廳堂上，我在中廳走過。我父親問我:你讀過詩了沒有?我回答:沒有!我父親就說，你不學詩，就不會講漂亮的話與人應對!于是我就回頭讀起詩來。另有一天，他又一個人站在那里，我就放開腳步，走了過去，他問我學過禮了沒有?我也回答說沒有!我父親說，你不學禮，就沒辦法在社會上立身處世。我回來又開始學禮。我私下所知道的就這兩件事情。于是陳亢回到房間后大為高興，而且得意地說，我問了一件事，卻得到了三樣知識，一是知道學詩，二是知道學禮，三是知道一個君子之人，對待兒子和對待其他的學生，并無不同(《論語·季氏篇》第十六)。由此可見孔子的大公無私。

哲學的修養。在論語中，雖然多是日常生活的談話，但在談話中，卻含有高深的哲學思想，以啟發我們的才智。它往往把周密細致的哲理，夾雜在美麗多趣的文字中。例如在《子罕篇》中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這幾句話，簡單明快而富有詩意，令人畢生難忘。由于孔子走到河邊，看到河中的水，日夜不停地流動，因此而感慨歲月不居，時光不再，藉以勉勵弟子們及時努力。猶如《易經》中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樣，不過孔子在這里卻以流水取譬而已!后來如李后主的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蘇東坡的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等，都是受了孔子的那句話而延伸出來的。

宗教的觀念。在論語中，涉及宗教方面的資料，非常之少，而孔子本人，無論講學論道，只談人事，不說鬼神，所以說：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篇》第七)。

是說孔子不肯隨便談論虛無縹緲、無徴不足信的事，如木石、山精、水怪之類。其次，孔子施教，主張以仁義感人，不主張以暴力服人，所以不談論勇力之事。至于如小而反上，子弒父、臣弒君之類的事，孔子更深惡痛絕，不忍去說。另外類似后世求神、問卜、擲筊、抽籖等類的事，孔子主張：“多聞闕疑，慎言其余”，所以也不談。但對去世的先人，他主張應該慎終追遠，不忘祖德;所以在祭祀鬼神方面，一直抱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態度，卻不涉及任何迷信。

錢穆先生曾說：“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子實有一極高之終極信仰，此種信仰，似與世界各大宗教，并無大異。”(錢穆《論語新解》經錢先生這樣一說，我們才明白，孔子雖非一宗教主，但與其他的宗教主比較起來，并無大異。所以凡遇大事，孔子及常說到天命。記得有一次，孔子病了，而且病得很厲害，學生子路請求向鬼神禱告。孔子問子路，有這樣的說法嗎?子路說：有的!在從前的誄文上說：為你向天神地祗禱告!孔子說，我早已禱告過了!(《論語·述而篇》第七)由此可見孔子，并沒有反對向神袛禱告的這一古代習俗。

孔子除了相信向鬼神禱告外，還經常喜歡言天命，認為人生在世的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孔子以為人的財富，也是命運的安排，與能力的好壞，沒有太大的關系，也就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意思;

……

最后再引一段民國初年，國學大師章太炎從英國留學回來，在北京對洋學者大談孔子學說的情形。據說當時有一位洋學者訪問他，這洋學者本來想刁難他的。寒暄后，開口便問：四千多年前的孔子學說，為什么現在仍然適用?章太炎是個聰明人，鑒貌辨色，當然知道他的來意，便依照他所說的年代，面帶微笑地對他說：四千多年前(?)一加一等于二，四千多年后，一加一，仍然等于二，你明白這個道理，你就不難明白為什么孔子的學說，仍然適用于今日了!這位洋學者，聽了愕然，諾諾而退(楊炳暄《檀報·章太炎趣事一則》)。如果有人提出同樣的問題，我也就借用章太炎的話以為回答!

曲苑漫步：同祖先對話

讀碩士學位后，他發現元代前后三百年間出現的作家僅記入史冊和有籍可查的就有280多人，戲劇作品有800多種，推動了中國古代戲曲發展。但在外族統治中國的時期，為何會出現這樣豐富的文化現象?而后來為什么又長期被湮沒?導致中國的戲劇落后于歐洲的原因何在?學術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為什么”!他又一頭扎進圖書館滿載線裝古籍的書架旁，撣去覆塵，掀開倍受冷落無人顧及的篇章，去靜靜地傾聽祖先的腳步聲。他被帶進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等大師們的《望江亭》、《漢宮秋》、《西廂記》的戲情里，欣賞先賢們在舞臺表演方面創作的(三五步行經百里;面對面如隔重山;四個龍套，千軍萬馬;幾下更鑼，長夜即逝)獨特表現形式。真是春華秋實，異彩紛呈，令他目不暇接，整個兒遨游在中國古典文化瑰寶的海洋中，神游魂翔，流連忘返了。從此，他將自己的一生定位在這個經緯點上，矢志不改。他要讓那經歷千年，陳黃朽蝕的紙上，一個個文字蘇醒過來，錚錚有聲，娓娓吟唱，翩翩舞蹈。如果說，最初對馬致遠的作品研究，是從一個小窗口里窺見了中國浩瀚的古典文學，接著對元曲的研究，就是走進了一個大展廳，頓覺開闊，耳目一新了。三年后，他向老師和社會獻出了《中國散曲史》，并立即受到重視。于右老為此書題詞，寫了七首七言絕句，臺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把它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業書》而出版發行。其重要價值在于對元散曲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進行了歷史的、科學的評價。他提出元曲和雜劇產生和發展的四大要素：一是古詞的衰落，古詞原流傳于民間，宋以來成了文人學士的專利，對音律修辭日益講究，一般民眾看不懂，而元曲和雜劇則不受格律限制，下至平民百姓，優娼妻妓，上至文人騷客、達官貴人，以及蒙族外族人等，都可雅俗共賞，老少咸宜，它是詞的解放。二是元代蒙古族統治者廢除了科舉制，知識分子仕途被斷，淪為底層，于是將古代史籍中的記載和民間傳說寫成大眾喜聞樂見的戲劇，以自娛娛人。三是民族矛盾的刺激。民眾對異族壓迫和統治者荒淫無恥的生活不滿，不敢發泄，便寓抨擊、抗爭于娛樂之中，受到老百姓的歡迎。四是外來音樂和樂器隨著金人和蒙古族的到來進入中原，京胡、二胡、羌笛等豐富了舞臺音樂，促進了戲曲的發展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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