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日，我們一行人瞻仰祭拜了江澤民同志祖父安息之地。當日下午，我們又參觀了江澤民同志故居。同行人有：江蘇江都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道慶、中國澳門-亞太拉美再生能源產業研發中心理事長羅兆、金海國際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涂廣成，南京行知畫室揚州分校校長兼(天津榮寶齋藝術顧問)陳慶林，以及北京方建文電影制片廠辦公室主任王歡等領導。

　　在此次探訪江澤民故居中，我的心情異常沉重，回憶起與江澤民總書記的一段深刻往事。那是在2002年7月的一個下午，大約4點多鐘，南戴河一個沙灘上，江總書記坐在躺椅上，身邊放著一個帆布小桌子，上面堆滿了俄國的《真理報》，他正在細細閱讀著俄文版的《真理報》，而我則靜靜地坐在他的身旁。

　　他熟懂俄文，一邊翻閱著過去一月多厚重而龐大的《真理報》，一邊與我交流，每份報紙，江總書記都閱讀得異常認真，仔細瀏覽，連那些細小的文章也一一品讀，我在一旁幫他整理看過的報紙。

　　突然，江總書記放下了手中的報紙，面色變得凝重起來。對坐在旁邊的我說：小方，我們應當居安思危，你帶著你們中國國情調查研究中心的隊伍去深入考察一下中國邊關鄰國的憂患，你在來執筆寫一本書吧。我感到十分詫異，忍不住問道：“總書記，我們中國的GDP已經達到了14.2 %，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國，現在更是第二大經濟體，工業實力也是全球領先。為什么還要關注邊關鄰國的憂患?”

　　然而，江總書記卻用《真理報》輕輕敲打了我的頭，語重心長地說：你小子懂什么，這叫居安思危。我突然感到一種沉重的預感，我隨著總書記凝重的眼神望去，此時，天邊的黑云壓迫著海面，天空與海面之間形成了一條鮮明的界限。我不由自主地隨著他的目光望去，“望著那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景象，”心中似乎領悟到了一些深刻的道理。我詫異地問江總書記該如何撰寫這本書，江總書記回答說：“你如實報告各國的情況，應該組織人去寫，就像你往常寫書一樣，尊重事實。”我又問如果真的寫了，該取什么名字，江總書記說：“名字你自己想。”

　　隨后，我立刻從北戴河疾馳回北京。并當晚著手聯系中科院和社科院的相關人員。當時，中國國情調查研究中心剛成立不久，已經有了大約100人。

　　與此同時，中央剛成立的749局也參加了這項任務。我從中抽出了15人，組建了一個調查小組，其中包括陜西的王小娟、北京的王新、張瑤、張芳、閆莉等人，以及中國國情調查研究中心1749信箱的其他成員，這些人都非常精干，年輕且經驗豐富，他們已經與我合作過多年，寫書對他們來說得心應手。

　　第二天上班時，我告訴了他們要寫一本書的任務，他們即刻回去準備。下午2點，我們從中南海西院出發。隨后，團隊向財政部申請了200萬的寫作經費。盡管經費尚未到帳，但我已經帶著15人的團隊，天不亮就乘著中南海的奧迪車、日本的三菱面包越野車和依維克17座面包車，沿著中國的所有邊境城市開始調研。我們的調查小組幾乎走遍了全球大半地區，我們不僅探訪了中國的邊境地區，還前往了其他國家，逐一考察了那些守護著國家安寧的邊陲之地。

　　首站，我們抵達了新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鐵木爾·達瓦買提、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張慶黎及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的大力支持下，我們深入了解了當地的穩定與發展情況。新疆的祥和與團結景象，讓我深感欣慰，這也為后續的調研奠定了良好的基調。

　　隨后，我們北上內蒙古，受到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布赫、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布小林的大力支持下。在廣袤的草原上，我和團隊深入各地，從二連浩特進入外蒙古。緊接著，調研小組又北上黑龍江，從黑河至漠河海參崴，沿途考察了邊疆的穩固與人民的安居樂業。自漠河出發，我們跨越國界，進入了老撾、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開始深入考察這些國家。泰國、緬甸以及蘇聯的訪問，進一步拓寬了我們的視野。

　　我們一行考察人員還前往了哈薩克斯坦。之后，南下越南，并再次進入柬埔寨金邊，深入了解了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這一路上，我們見證了邊疆的穩固與繁榮，也深切感受到了各國人民對和平與發展的渴望。

　　然而，我得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心肌炎，疾病迫使我們中斷行程，需要返回北京接受治療。在病床上，我依然心系邊疆，思考著如何將所見所聞轉化為對國家有益的建議。

　　當我撰寫并發表《中國邊關憂患錄》之時，我人已在美國。這部作品已由陜西一家出版社出版，且初版的2000冊在短時間內即被搶購一空。

　　《中國邊關憂患錄》的出版，標志著江總書記對邊疆問題的深刻思考，也讓我深刻體會到他對邊疆安全的博大胸懷。作為中國國情調查研究中心秘書長，當我身處美國，遠離故土之時，才逐漸意識到，自己當初所見的祥和景象只是邊疆安寧的一個側面。真正的邊關憂患，往往隱藏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潛在的安全威脅之中。

　　然而，盡管我曾親自游歷過各個國家，目睹了它們的繁榮景象，但在內心深處，對于中國邊關的憂患意識卻仍然顯得較為淺顯和空洞。那些異國燈火下的歌舞升平，都曾讓我短暫地產生過“天下太平”的錯覺。

　　如今，當我們再度審視中國的邊疆形勢時，才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每個國家都在考慮自身的利益。國家的強盛與衰弱，直接影響著周邊國家的態度與行為。因此，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時刻保持警惕與準備，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挑戰與危機。

　　現在回想起那段往事，我愈發深感江總書記的遠見卓識。當時與江總書記的那番深談，許多預測如今竟一一成為了現實，全世界第三次大戰已經悄然展開，全球局勢動蕩不安，美國企圖遏制中國的發展，其手段并親自上陣，而是煽動周邊小國家形成對中國的圍堵之勢。在此背景下，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壓力，從邊關到海域，再到經濟與科技領域，無一不受到沖擊。全球范圍內，烏克蘭東部沖突持續升級，中東戰火未熄，敘利亞、也門等地局勢嚴峻，非洲的蘇丹達爾富爾、中非等地亦動蕩不安，南亞的印巴沖突、中亞的緊張局勢更是時刻牽動著全球的神經。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不僅要應對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貿易、科技、軍事等方面的打壓，還需警惕一些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或歷史問題的國家，在美國的支持下試圖挑戰中國的底線。從東亞的韓國、日本，到中東的伊拉克、伊朗，再到東南亞的菲律賓、越南、柬埔寨等國家，中國的外交環境顯得尤為復雜和嚴峻，每當想到這些，我的內心無比沉重，不禁感慨江總書記當年的卓時遠見與憂慮。

　　在這個世界上，弱肉強食的規則似乎從未改變。當一個國家強大時，周圍的國家都會圍繞著它轉，尋求合作與共贏;而當一個國家衰弱時，它們便會毫不猶豫地出手打壓，企圖從中榨取更多的利益。正所謂“靠山山倒，靠海海崩”，在這個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中國，這個擁有14億人民的偉大國家，其整體實力依然強大無比。盡管國內存在一些分裂的聲音和勢力，但這14億人民團結起來，將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因此，我堅信，只有祖國強大了，人民才能過上安寧的生活。

　　盡管我深知自己身患重病，已經歷四次中風，此刻正感受著眼麻手麻，生命似乎正以秒為單位流逝，但我依然拼盡全力堅持寫作。我內心始終堅信，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國，這也是我致力于撰寫《文化大業》著作的重要原因。我特別關注AI科技所帶來的革命性變革，認為這種變革的深遠影響，遠非航空母艦、導彈或氫彈所能比擬。這些軍事裝備的研發與部署周期漫長，而AI科技的崛起，卻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對文化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我深感自豪的是，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歷經一萬多年的積淀與傳承。如今，我正致力于完成12部《擁抱文明》的著作，主要闡述隨著文化跨越時代的到來，AI科技如何助力幾千年、上萬年的文化瑰寶快速傳播至世界各地。然而，AI科技的快速發展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思考：雖然AI科技推動了文化的傳播，但同時也帶來了光污染、碳排放等環境問題。這促使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將文化融入新的環境保護要求之中，以及如何平衡文化傳播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是我們當前面臨的重要課題。

　　未來，我堅信中國文化必將更加博大精深，成為統領世界的文化。我計劃撰寫第三套書，暫定名為《華夏之海》，旨在通過這部作品展現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與包容性。海洋占陸地面積的七倍，象征著博大與深邃，正如中國文化一樣，包容萬物、融納百川。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領導下，我們國家成功走出了陰霾，開啟了第二次文化大業的揚帆之旅。AI技術的興起更是為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作為華夏兒女，我們肩負著傳承與創新的使命，應當團結一心、共同面對挑戰、把握機遇、開創未來。

　　回望那段邊關優患考察的歲月，深感自己見證了國家邊疆的變遷與成長。我們堅信，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我們將更加強大、更加繁榮，成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國家。

　　回想起江總書記曾讓我撰寫《中國邊關憂患錄》的往事，心中更是五味雜陳。那時，中國的GDP已經達到14.2%，正處于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然而，江總書記卻居安思危，深知和平與發展背后可能隱藏著的危機。這種遠見卓識，讓我們在今天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時，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邊防安全的重要性。

　　如今，世界局勢風云變幻，各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日益緊密。我們不禁感慨，江總書記同志當年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然而，也正是有了像他這樣具有前瞻性的領導人，我們才能更好地應對各種挑戰和風險。未來，我們相信在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所有困難和障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 方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