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中國美術代表團去美國要拜訪畢加索，張仃先生最想送給畢加索的禮品，就是一對木板年畫的門神，甚至他想象畢加索要是看到這對門神，肯定會激動的跳起來。

這說明中國民間藝術在一個具有世界視野的中國頂級藝術家與世界最著名的藝術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高。這反映了什么?反映的是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非遺文化資源的認識目前還處在一個非常偏頗、非常初級的階段，這是對中國民間文化資源的一種貶損，非常要不得，需要去更大規模的弘揚。在建構國內大循環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注意傳統文化、非遺文化資源的作用，要認識到它們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寶庫，又是物質財富生發的一個極大的源泉，我們不能忽視它。

——西沐

在新的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臨重大的挑戰與機遇，需要有更多新的業態、新的發展領域。其中，新經濟就是這樣需要突破發展的領域。而新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資源，特別是需要傳統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

一深刻理解創造性轉化的戰略背景

在后疫情時代，從國際層面來看，面臨著國際秩序的重新整合和架構，重新尋找新的平衡，這有著非常重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從國內層面來看，面臨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問題，即如何定位，中國經濟如何發展?面對后疫情時代，我們國家有了一個明確定位，即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黨中央為國內經濟發展在新時期定下的一個基本的戰略定位，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國內外形勢、著眼高質量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非常重要。

在這里，特別要注意“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個新的提法。作為一個經濟體，“大循環”要循環得起來，首先就是要關注我們的需求、關注我們的消費，關注我們的供給。需求和供給是整個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因素，而在其中，需求又是最活躍的，與之相應的供給則是根據需求拉動而產生的。這里所說的需求，不是一個概念化的、抽象化的需求，是在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情況下，非常多樣化、多元化，甚至個性化的需求。目前，我們需求本身的多樣性和結構化的格局已經形成或者是正在形成，所以，決定了供給也不可能是單一的規模化過程，而是一定要與需求相適應，是多樣化的、結構化的供給。中央前一段時間一直在強調的供給側結構化改革就是這個意思，需求變了，供給就要變。那么，我們面對的需求又是什么需求呢?這也是我們前一陣子反復在提的一個問題，即隨著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實際上大眾的消費結構在迅速轉型，意味著需求在發生大的變化。以前我們的需求基本上是圍繞著“嘴”，是吃喝拉撒這些日常生活，是短缺經濟發展的結果。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經濟規模以及整個經濟發展趨勢出現新的變化以后，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消費結構的快速轉型，吃喝拉撒在整個消費結構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下降，而與健康、與我們的生命狀態提升相適應的消費需求在迅速增長。如何更加幸福、更加健康、更加好的生活，是對我們生命狀態的一個基本的刻畫。在這一情況下，要發展國內大循環，新的需求更多的是來自精神需求，是文化藝術、生命健康以及如何快樂生活等這些方面的需求在不斷釋放、大規模的增長。也是在這時我們才發現，文化藝術消費已經成為了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中央及國家的認知也是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高度對文化的發展做了系統而又深刻地闡釋，尤其是基于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與發展的內在規律明確“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發展方向，進一步提升了文化發展的使命、理念、作風、方法等的高度與境界，開拓了新的視野，為文化建設融入新時代創造活力，綜合發揮政治、社會、經濟、生態等多元作用奠定了基礎。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我們也能夠看到這一邏輯的變化：一開始，習近平總書記講發展傳統文化是要留住鄉愁，是在這個層面上;后來說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獨特的戰略性資源，從留住鄉愁這一論斷上升到了獨特的戰略性資源層面，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定位躍升;再到后來講傳統文化資源要活化，認為既然是戰略資源就要利用，也就是活化;對于如何活化，在后面又提到了要創造性地轉化、創新性地發展。所以，從整個認識的過程來看，是一個深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恰恰反映了整個消費結構快速轉型所面臨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新經濟發展的進程。

當然，傳統文化包括的東西非常多，比如中醫、武術等等。以中醫為例，中醫作為一種文化、一種非遺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我們在傳承方面做得很不夠，甚至可以說很不好，以至于在面對當下的健康問題、生命狀態提升問題的時候，需要我們有更多的手段、更多的方法的時候，中醫并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走到“舞臺的中央”。因為長時間以來，我們整個的觀念，包括相應的關注、相應的體制、相應的管理，包括人才的培養、評價等等都出現了一些問題，最突出的中醫講究的是“診治”，是“診”和“治”的一體化，講究的是天人合一，天、地、人的融合統一，知行的合一，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也是中醫理念一直貫徹的東西。可是在發展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中醫的發展過程中，過多注重的是“治”，而對“診”本身重視不足，更多的是在保護我們的驗方、名方，關注的是中藥成果的現代化，而對中醫診治的技術、思想以及文化的傳承方面做得非常不夠，甚至把它們割裂了開來，這可以說是中醫文化傳承發展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致命傷，而這些動作恰恰極大地限制了中醫的發展，對整個中醫參與人民生活、生命狀態提升的過程造成了一個障礙，對整個消費規模的提升也產生了非常大的障礙。所以說，在非典，特別是現在新的疫情時期，中醫藥才能有一個機會讓大家全面的認識，也就說明了我們整個傳統文化的寶庫與資源是非常豐厚的，只是我們的挖掘、傳承及創造性轉化方面做得非常不夠，作為一個重要的消費市場也很難形成大的規模，以致于對世界的貢獻、對世界的影響、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所提供的幫助也不大。實際上，如果深入調查了解就會發現國際上對中國文化，比如傳統武術(像太極)、傳統的針灸和中醫診治技術是非常感興趣、非常需求的，也非常認可的。在做文化交流的時候，往往是這些項目最后得到了非常高的評價，粘合力也非常強。所以，在中醫以及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實際上一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或者一個作用，就是如何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這個命題，如何利用商業市場的機制來推動文化走出去，特別是傳統文化走出去，這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不要總是一說中國文化走出去，就是滿世界撒錢推廣，搞各種展覽和各種展示，甚至成立各種機構去推廣、去灌輸、去用錢去買這種認同，但實際效果往往非常有限，收效甚微。而大家知道美國文化的輸出、文化的傳播，我們沒有看到它去辦什么機構，也沒有看見政府有太多的作為，而美國文化卻擋都擋不住，想辦法屏蔽也屏蔽不了，它的價值觀念對我們的沖擊這么大是怎么形成的呢?用一個很簡單的、很形象的話說就是它靠的是“三片”——芯片、薯片、大片，靠商業來傳播它的文化，傳播它的價值觀。這種效果、效應與高度，是非常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分析與學習的，是我們在發展傳統文化消費，在啟動和建構國內大循環時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或者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基礎。

二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三個戰略方向

文化資源在建立國內大循環過程中的戰略作用非常重要，但文化資源的作用發揮，更多地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傳統文化或者非遺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發展有三個大的戰略方向，需要重點關注：

第一個戰略方向是一定要與新科技融合。比如我們重要的傳統文化之一的中醫文化，就面臨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課題。不要一提起中醫，就總是想到帶著老花鏡的白胡子老先生，總認為中醫典籍是非常古老的、陳舊的，甚或是非常落后的。我們一定要把新的科技，比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包括可視化的技術(實際上這些技術非常成熟)等新科技融合進去。沒有新科技的融合，想要影響青少年一代是很難的，因為隔閡的太久、太遠，根本不在一個語境中。所以傳播文化不是去扎個辮子、留個胡子，穿個對襟衣服，帶個圓的老花鏡，不是這些形式的東西，而是要傳播精神，傳播它的精髓。形式可以是多樣化的，但精神內涵一定是要地道的、系統的，這是關鍵，因此一定要接觸新科技，融合新科技、新手段，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方向。如果沒有這個戰略方向，要弘揚傳統文化，要發展非遺，要把傳統文化資源化、資產化、產業化發展，都是癡人說夢，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第二個戰略方向是一定要與文化融合。傳統文化，比如中醫等，其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為什么還要強調與文化融合呢?原因在于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實用的物質化的東西，它是有自己的哲學思想、價值觀念與一套體系化的行為規范。所以，發展傳統文化、發展非遺文化，就一定要按照文化發展的規律去做，而不能把它當成一個產品、一個項目、一個物理化的資源去開發，這是非常狹隘的。就像發展中醫的時候，一提中醫的現代化，馬上就想到把中醫的哪個方子做成藥丸，進行工廠化、規模化生產。實際上中醫講究的是天、地、人的融合，是講究個性化的“診治”，規模化是在特定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所以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按照文化的內在規律去發展。

第三個戰略方向是要按照產業的規律去發展。發展傳統文化、非遺文化，既要重視市場，更要按照產業的規律去發展。我們強調市場、強調產業，前提是要做好搶救保護，把搶救保護與產業、市場對立起來，這是非常要不得的一個理念。如果在傳承非遺文化過程中，一提市場和產業就像遇見階級敵人一樣，那怎么可能發展呢?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下，傳統文化、非遺文化的發展沒有市場、沒有產業，怎么可能去發展、去傳承、去創新呢?所以，不要把它們對立起來，一定要認識到有一些非遺，由于它的活力有限，它的市場與社會脫節太久、太遠，需要搶救，需要搶救保護，需要留下遺存，這是前提。而更多的非遺文化，需要挖掘它的文化要素，把它資源化、系統化、資產化、產業化發展，那我們就要堅定不移，重要的是要把這兩個方面統一起來，不要對立與割裂。

三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三條戰略路徑

尋找文化資源及非遺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具體路徑，可以說是進一步推進建構我國國內大循環的重要課題。與三個戰略方向相對應的是三條非常重要的戰略發展路徑。

首先就是文化資源化、系統化、數字化、當代社會生活化。傳統文化，特別是非遺文化，它不僅僅是一種現象、一種遺存、一種文獻、一種古跡、一種故事，更重要的是一種資源，也就是說，我們首先要把這種現象、這種遺存、這種文獻等資源化，然后再進一步地把這種資源系統化。不能光提資源化，因為資源化時丟胳膊少腿是不行的，就像中醫藥資源化的時候，僅僅是講究驗方和名方，講究對歷史有效的方子的收集和保護，而忘了診治技術，忘了它的思想、它的哲學，丟了這些東西，這種資源化就是一個不完全、不系統的資源化。所以資源化的同時還要系統化，在這個基礎上，把系統化的資源再進行數字化，這是時代的要求，如果不數字化，那么傳播以及各個方面都會存在問題。再進一步與現代社會生活相融合。要進入當代的社會生活，需要靠當代設計、靠當代審美以及時尚化的、流行化的一些市場的方式方法來更好地融入當代社會。這是發展的第一條戰略路徑。

第二條路徑是資源化、資源系統化、資產化、金融化、證券化(大眾化)。一定要知道資源是用來干什么。既然是資源，既然是系統的資源，是整個民族的資源，除了有精神性的一面以外，更是整個民族的物質財富，我們要把這種非遺的、傳統的文化資源進行資產化，要把它變成民族的資產并且與廣大的金融體系相對接。金融體系的規模有幾百萬億，非遺資源的規模也非常大，也是幾百萬億，只有在幾百萬億金融資產的運營平臺上，才能夠把幾百萬億的文化資源資產進行金融化、證券化，讓更多人參與進來，最終實現大眾化。這個資產最終的受益人是每一個中國人，因此可以是大眾化的，可以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推動整個資源的資產化、金融化，讓更多的人受益。

第三條路徑是要用產業發展的理念來推動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也就是一定要圍繞資源發展不同業態產業。沒有產業，資源的價值發現就是個問題。如果僅僅是搶救保護，那么資源的價值如何能體現?在與世界交流的時候如何去體現它的價值?這是很難實現的。所以一定要講究產業融合。剛才我們提到，產業融合的前提是搶救保護是統一的，在產業融合的時候有一條非常重要的主線，那就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非遺資源要靠名人、名品、名牌來推動，產業的集聚優勢、產業優勢說到底是要靠傳統文化、非遺文化的IP來實現整個產業的發展，就是要把以前經濟發展的品牌驅動轉換成IP驅動，整個非遺產業的發展要在一個高起點上與世界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交流、進行競爭。

四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中的幾個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日趨加強，全球化也對我國傳統文化，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沖擊。當然，在傳統文化和非遺資源的戰略性轉化過程中，也有幾個大的問題需要我們厘清。這就是在發展的時候，我們不是搞大水漫灌，不是沒有原則的怎么做就怎么好，有幾個問題需要在實踐中加以認真甄別與規避。

第一個問題是在轉化的時候要注意文化現象和非遺文化資源的滅失問題。在轉化的過程中不能讓這些非遺現象、非遺資源消失了、滅失了，而是一定要讓它們傳承，要讓其資源創造性地轉化，這是我們發展與利用的基點。

第二個問題是要注意文化資源的散失問題。就是在傳承發展的過程中不是所有的傳承發展都是好的，一定要注意散失、變異問題。在許多非遺的產業化、市場化發展過程中，過度的功利性使得整個傳統文化及非遺文化的要素、精神產生了變異，不再是原來的文化或者是非遺內涵了，這就是傳統文化、傳統資源產生了散失和變異，這是我們要注意規避的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是在創造性轉化過程中，要注意規避文化資源異化現象的產生。就像中醫在發展與轉化的過程中不能把“診”和“治”割裂開，一味地強調發展中藥的現代化，把診治的技術、最核心的東西丟了，這樣的傳承發展就是異化，再過五十年、一百年，我們的子子孫孫可能就會認為中醫原來就是些藥丸，而中醫大師的診治技藝、哲學思想則一概找不到，都失傳了，這種轉化就是異化，是要不得的。

第四個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文化資源的貶損。就是在文化傳承與資源創造性轉化方面，要防止貶損的現象出現。實際上在傳統文化和非遺的發展中，有很多東西是非常金貴的，在整個民族歷史發展中也是非常具有戰略地位的，但是，由于認知的偏差，而在實際傳承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比如民間藝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民間藝術就“土得很”，與現在的學院派、現在所謂的主流的水墨藝術相比，就感到不能相提并論，感到民間藝術就是“田間地頭”，而學院派、主流的水墨藝術就是高大上的殿堂里的東西。實際上，我們看到整個中國藝術的夸張、抽象、變形，在民間的泥塑里面、面塑里面表現出的那種夸張、那種變形、那種想象力，是現在的學院派遠遠達不到的。前幾年《人民論壇》跟我約稿，讓我談一談藝術問題，我就寫了一篇“中國藝術要向民間學習”。不要以為是學院派，是教授、是一級美術師、是主席、是院長就比民間藝人“高”，藝術的高低可不是這樣分的，很多時候我看了陜西寶雞那一帶的面塑、農民畫，還有高密的泥塑，看完以后那種藝術的感染力，那種變形給人的一種表現的張力，讓人非常感動，這不是我一個人是這樣的感覺。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中國美術代表團去美國要拜訪畢加索，面臨一個問題就是見畢加索要送給他一個什么禮品，而當時張仃，大家知道他是中央工藝美院原來的院長，是一個非常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大的藝術家，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國家的各種展覽、會展都是派張仃去設計、去布展，他對世界藝術的發展可以說很了解，接觸的東西方的藝術很多。張仃先生最想送給畢加索的禮品，就是一對木板年畫的門神，甚至他想象畢加索要是看到這對門神，肯定會激動的跳起來。這說明中國民間藝術在一個具有世界視野的中國頂級藝術家與世界最著名的藝術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高。這反映了什么?反映的是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非遺文化資源的認識目前還處在一個非常偏頗、非常初級的階段，這是對中國民間文化資源的一種貶損，非常要不得，需要去更大規模的弘揚。在建構國內大循環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注意傳統文化、非遺文化資源的作用，要認識到它們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寶庫，又是物質財富生發的一個極大的源泉，我們不能忽視它。

(本文是根據2020年8月27日西沐在第三屆中國健康大會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