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郵票設計室有十六七年了,年輕的集郵者已對我比較陌生。其間我也偶爾參加了幾次郵票設計家的活動,但為數不多。此次《集郵》雜志開辟“新中國郵票設計家巡禮”專欄,約我寫文章回憶自己的郵票設計經歷,這才又重新把時空拉回到從前的歲月。
　　
　　1964年8月,我從沈陽來到北京,到當時位于王府井南口東側的郵電部發行局(一座小紅樓)報到。當時分配到設計室的大學畢業生只有我一人。設計室主任孫傳哲是位衣冠整潔,文質彬彬的寧波人。設計人員有劉碩仁,邵柏林,盧天驕,萬維生,吳建坤,還有負責攝影和資料工作的張綏芝大姐,共8個人。大家對我都非常熱情,使我感到離家后的溫暖。記得當時發行局的局長是王安國,一位忠厚老成,體弱多病的山西籍老革命;副局長是宋興民,在我們年輕人的眼里,他身高體壯,見多識廣,熱情豪爽又富有遠見,主管設計室的工作。
　　
　　報到后的第一個月,便分配我設計《紀念列寧誕辰95周年》郵票，這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題材。當時中蘇兩黨正處在意識形態之爭時期,為了把握住設計的主題方向,在老同志鄧連普的帶領下,我走訪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蘇友協等單位,征詢他們的意見,查找了許多有關列寧的資料及畫冊﹑圖片,在創作設計上強調列寧頑強的戰斗性格和慷慨激昂的革命情緒。這套郵票于1965年4月22日發行,全套1枚。這是我走上工作崗位后的第一件作品,也是郵票設計的開端。緊接著與萬維生﹑盧天驕﹑陳曉聰共同設計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郵票,于1965年8月25日發行,全套5枚。1965年秋,我與萬維生一起接受了邊防民兵郵票的創作設計任務,我們帶著總參謀部的介紹信赴山東煙臺﹑威海的島嶼,以及福建廈門的大嶝島﹑小嶝島前沿陣地體驗生活。在大嶝島,我們就住在駐島部隊的連部里,連長是位山東大漢,上尉軍銜。我們每天除了和戰士一同訓練外,還看到了軍民合練的真槍實彈的軍事演習。當時兩岸經常互相炮擊對方陣地,在大嶝島﹑小嶝島的農田和海灘上都留下無數凹陷的彈坑。風平浪靜的日子,用肉眼就能看到金門島國民黨官兵的活動。在前沿的幾十天,我們跟隨連隊戰士畫了不少速寫和戰士﹑民兵肖像,還訪問了煙臺崆峒島女子民兵連﹑抗日英雄﹑爆破大王等模范人物,至今想起仍歷歷在目。
　　
　　1965年,設計室又分來一批美術院校的畢業生,有來自北京中央美院的黃里﹑李大瑋﹑孫明春,廣州美院的楊白子,湖北美院的潘可明,中央美院附中畢業的陳曉聰也于這一年來到設計室。我們的集體增至14人,已是相當可觀的一支年輕的專業郵票設計隊伍。1965年冬,接上級指示,大學畢業生要分期分批接受“四清”鍛煉,我與黃里被安排到中央機關赴陜西寶雞地區農村四清工作,一去就是一年。我們所住的地區位于渭河北部,與甘肅接壤,生態環境很差,但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生活卻是淳樸美好的,窯洞的大土炕和玉米糊糊也都留在了記憶里。就是在那厚厚土層下的窯洞中,我們躲過了1966年春夏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浪頭。1966年冬回到北京時已是一片紅衛兵的海洋,機關的正常工作被打亂,領導已被打倒,各派勢力針鋒相對。此后,便是在不斷的機構和領導的變換中度過了10年。
　　
　　1964年――1985年期間，我設計（獨立和共同設計）的郵票有20余套。代表作品有：《列寧誕辰95周年》、《巴黎公社100周年》、《亞非乒乓球友好邀請賽》、《梅花鹿》、《魯迅誕辰100周年》、《九星匯聚》、《黃帝陵》等。縱觀自己設計的郵票，我認為特點是比較突出的，那就是根據不同的郵票題材采用多樣的創作手法，如版畫鋼筆速寫（《黃帝陵》）、木刻（《魯迅誕辰100周年》）、水彩（《葛洲壩》、《梅花鹿》）。1986年初，為了更有利于自己的發展，發揮繪畫創作的長處，我調入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至今。
　　
　　回頭再看我當年設計的郵票，其中版畫、木刻的設計風格還是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9月25日是魯迅誕辰120周年，紹興市郵政局于年初即邀請我設計一組《魯迅誕辰120周年》紀念郵品，包括紀念郵冊、郵折、紀念張、紀念封及郵戳。事隔20年，又重新翻找過去收集的有關魯迅先生的資料和1980年在紹興時的寫生、速寫以及當時創作的數幅版畫；并重回紹興探訪魯迅生活過的故地。然而，滄桑百年，尤其是近20年來，魯迅的故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浙江紹興的發展更是驚人，連農村都隨處可見設施完善的小樓，再想找尋《故鄉》中的情景真的成了件難事。為使紀念冊在有限的篇幅里濃縮魯迅先生不平凡的一生，我在大量掌握資料的基礎上，力求在設計上更突出歷史、文學和藝術的內涵，并以郵票貫穿魯迅先生的各個歷史階段，讓讀者有一個形象而系統得了解。這也應該說是我多年后又一次和郵票結緣吧。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