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人類的絕大多數有著向善的理性，然而盲從和隨波逐流在他們身上又根深蒂固。惟其如此，人類中的極少數碧眼金睛的怪獸，才得以大行其是。這其間包括那位正進行著復制人類的意大利醫生。他們絕對有著一種矢志不移的決心，矛頭所向則是宇宙的本體、自然的法則和人倫的傳統，這是一批精力彌滿、巧智過人、尖牙利齒的角色。我們只在科幻小說和《封神演義》中見到過他們，然而，今天他們或許正是你的鄰居。他們的惡德是有著難填的欲壑，這就不僅僅能以金錢來衡量了，他們甚至想作創世主，他們最邪惡的念頭，是想看一看創世紀時的洪水，是如何整個淹沒了一切。
　　
　　但是，造化是威嚴的。我們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們也不必如尼采宣稱“上帝已死”。我們不妨對自己未知的宇宙抱有著一種宗教情緒，一種深深的惶恐之情。因為宇宙的規律和法則是那樣的纖悉無遺、疏而不漏，它使一切具有真正智慧的人望之生畏。發明？創造？啊人類，切莫被自己的一孔之見所蔽，以為就可以和天地造物等量齊觀。其實人文以開數千年來人類所有的發明和創造，我們都應該重新正名。所謂“發明”和“創造”，就是找到了沒有過的或者完全嶄新的，然而從任何極簡單的機械到至為復雜的全自動化工廠，對于宇宙而言，都是簡陋而粗劣的摹制品，沒有一件東西宇宙中不存在、不比人類所制造的摹制品精美萬倍。拿出一個單細胞生命而言，它的所有機能抵得上龐大的電腦控制的工廠；而細胞在一個人身上就有一百萬億個。人類的所謂仿生學，那是東施效顰式的臨摹。飛機的翅膀？我們不妨拿來與鳥翼比較。我們先不談那孔雀羽毛華貴艷麗的色彩和那些天成的圖案，使普天下的工藝美術家望而擱筆，它每根羽毛上披紛著很多羽小支，而每一條羽小支又有數以百計的羽纖支和小鉤子，甚至簡單得多的普通鳥類如鴿子和麻雀，專家用顯微鏡研究鴿子的一根羽毛，驚訝地發現它有“幾十萬條羽小支，千百萬條羽纖支和小鉤子”，這些鉤子維系著羽毛的各部分而交織成平滑的表面，叫做羽片，將空氣的阻力降至最低，而沒有任何物質比得上羽毛的絕緣，以抗擊在長天總會遇到的雷擊電襲。生物學家們告知我們，天鵝一般大小的一只鳥，身上大概有二萬五千根羽毛。這就是造化無與倫比的杰作，所以鳥類可以信天而游，飛機能行嗎？不過在航道上聽取地面的指揮，作簡單的機械運動。我愿再貶損飛機設計師的智慧，不要談鳥類，你能造出性能如蜻蜓甚或蒼蠅翅膀似的機翼嗎？
　　
　　在這些方面，科學家們大體都能虛懷若谷。連《物種起源》的作者、偉大的達爾文都對眼睛這一妙不可言的器官深表驚嘆，以至提出“倘若講眼睛是進化而來，簡直是難以置信的”。而二十世紀最智慧的愛因斯坦內心固有狂傲不羈、不可一世的因子，但在造化之前，他真誠的謙卑，的確令人感動，他說：“對于大自然所顯現的靈慧，連最微末的部分，都只是虛心地嘗試理解而已。”至于談到生命的元素——蛋白質分子的構成，那更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釋的大謎，構成蛋白質大概需要二十種不同的氨基酸，而其分子必須是左旋的。富于想象力的生物學家們說一切都來自冥冥中的偶然。這種偶然組合的難度，直如一碗豆子紅、白各半，而其品種有百數之譜。蛋白質分子的形成若是偶然，就宛如用一小勺向碗中舀去，只許一下子舀出二十粒不同的紅豆子，而且按著不可改變的預定的位置在勺中排列，論者以為蛋白質在自然中茍然如此隨機化生，只有10113分之一的可能，而10113這個數字是如何巨大，只有去問宇宙，它比構成宇宙的所有原子數目還大。于是這種可能便等于不可能。當然你盡可以說這種生物學上的說教與藝術根本南轅而北轍，藝術本身就不是科學，藝術只遵循美學，而與科學無緣。我之所以不斷引證科學的論據，只是想說明，大自然是不可端倪的存在。而這種存在是合乎邏輯的、有秩序的、甚至是富于詩意和哲理的。這所有的一切，正是天地大美之所從來。離開這樣的天地大美而談藝術、豈非緣木而求魚？所有的藝術家和科學家都應在大造面前保持如愛因斯坦的謙卑；我們知道，愛因斯坦不只是一位科學家，而且也是音樂家的知音。當然，他所愛的音樂是經典的、高雅的、發自天籟的、與天地精神往還的音樂，決不會是嘶喊著的搖滾樂。
　　
　　大造萬有從高山流水到叢林原野；從千年古柏到小草閑花；貴如孔雀、卑如燕鶯；遠如走云飛霞，近如湍流清泉，無不竭盡它們的全力，成就那無矯無飾的自然之美。即使猛禽野獸、狂風驟雨、山崩地裂、電奔雷鳴等等，也必有它們特有的雄偉威嚴之壯美。大自然的一切都天然合理，無往而不美。天地大美無所不在：在四時的更迭，在草木的榮謝；在日月星辰，在晨昏晝夜；在春之明媚，夏之蔥蘢，秋之蕭瑟，冬之靜寂；在英雄的一舉一動，在美人的一顰一笑；在一滴晶瑩的露珠，在一片飄零的楓葉；在含苞待放的花蕾，在隔窗雨中的殘荷。天地以它無私無偏的懷抱向人們推出不可窮盡的美奐，它是藝術家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范本。我們除去對大造有敬畏之心外，更應有一份深深的感激之情。
　　
　　其實，大自然所給予的一切，所提供的審美材料，對東西方的藝術家是毫無區別的，而當東西方的藝術家的內心質樸、人格典雅的時節，自然之美與藝術之美并無齟齬，甚至是高度和諧的。柏拉圖所謂的“摹品”說，我想它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它所包含的藝術最本質的涵義：藝術既是描寫的又是表現的，在西方美術史上重描寫的古典主義和重表現的浪漫主義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在我看來倫勃朗和杰里柯的藝術追求并非冰炭水火，而其給于人的感受也同樣是深沉而熱烈的。當時的哲人們、美學家們也大多心境正常，不以詭譎怪異為尚，看得出那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時代。人們對西方現代諸流派的形成，歸罪于哲學家，其實這是不公正的。哲學家是一群喜歡思考的人。戰亂頻仍、經濟蕭條、多愁善感、懸疑置惑等等，大體是哲學滋生的土壤，而自1918年至1929年到1945年，歐洲歷史確實震蕩而滑坡，這其間的史實不于此詳述，諸君可查歷史。哲人們的感受必深人一層，而于亂世，人性的暴露幾率遠遠超過承平之世，又為哲學家的研究提供了無限的材料。當然，我所指的不是那些具有使命感的或本身被指使的哲學家，而指純粹的哲學家；他們的工作十分單純，那就是思想。至于明天飯鍋里還有沒有米，那就不一定。倘若他們是睿智者，那么他們無論是依循著邏輯思維、抑或只憑著感悟思維，他們都可能構筑煌然的大廈。他們的思想會輻射向廣大的人群、社會和歷史，這樣那樣地改變人類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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