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需要用冷靜的眼光來看待，書法無論其學問多么深厚，也不可能脫離社會生活。人類社會畢竟是一個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社會，所以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其藝術性的增長。這一點古來如此。如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載：漢代書法家師宜官“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講述的是漢代某酒館為了促銷，請來書法家師宜官在空白墻壁上現場作書法，由此引來很多人觀看，酒的銷量也隨之大增，等大家吃飽喝足時，便把墻上的字刷掉。這恐怕是最早將書法與經濟活動聯系在一起的記載。而王羲之在蕺山為老媼題字賣扇之故事，則盡人皆知。

直接將書法與經濟相聯的是“潤筆費”。而“潤筆”一詞，據記載始現于隋文帝楊堅時期。《隋書·鄭譯傳》載：“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唐宋翰苑官草制除官公文，例奉潤筆物，此后潤筆泛指付給作詩文書畫之人的報酬。唐殷文圭《貽李南平》詩云：“潤筆已曾經奏謝，更飛章句問張華。”清代錢泳于《履園叢話》中考證的說法是：潤筆之說起于晉，而尤盛于唐，如韓昌黎為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

而到北宋時期民間有了書畫收藏之風氣，京城汴梁還出現了書畫收藏市場，隨之又出現了偽造書畫的行業。此時的仿制乃是為了收藏，與明清之仿有本質區別。但無論如何，隨著收藏與交易盛行，書法作品的藝術特征越來越明顯，其商品價值亦愈發明顯。

由此看來，漢代以后書法的藝術因子不斷增加，其本質原因乃是由于其社會屬性決定的。人類的經濟活動使很多東西逐步商業化，而書法成為藝術，書法作品成為藝術品，進而成為商品有著必然的社會原因，不必大驚小怪，且以后還會如此走下去。

然而，無論社會發展到什么階段，總有一些堅守大道之士，他們向來把書法商業化視為有失身份之事。譬如啟功，譬如姚奠中，還譬如我們所熟知的傅山，由于拒絕降清，入清以后生活拮據，被迫鬻書為生，“吾家為此者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為人役，至我始苦應接”，足見傅山之無奈。

杜甫有詩云：“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云。”我的老師董壽平先生，一生不慕名利，立足傳統，關注時代，其書畫之清雅之氣為世人公認。而當代書畫大家、著名學者吳悅石先生多次告誡習書者：“趨利之作必俗!”他強調無論是畫是書，皆須以表現與暢敘人文情懷為要，以尺論價行之不久，為錢而作行而不遠。也正緣于此，吳悅石先生的書畫作品常能給人以心靈的震撼與啟迪。

總之，書法以其神妙的藝術魅力被稱為藝術作品當之無愧，以藝術作品參與市場，由善賞之人待價而沽亦合乎情理。但書法首先是一門學問，唯有以敬畏之態度、嚴謹之作風、恒韌之精神學習鉆研，方可具備藝術創作之能力、之源泉、之內涵。否則，只能是泛萍浮梗、丑書怪札。

同時，我們還要格外敬重那些將書法視作生命之人，正是有這些精英不求聞達、不慕金錢，書法才會以純粹的文化形式傳承下去。

責任編輯：麥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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