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落盡見真純”，李學明于自己特殊的人生經歷中問性問心知天命，率道而行趨至“圓熟”，所謂“圓熟”就是磨掉了肉身的障礙（負面），消解并圓融了“火氣”，使至還原出澄明的“良知”，散發出無上般若的天真爛漫氣質。以此品格修養奠基，無論他做什么都是“童叟無欺”的，通身布滿光明，顯出“中正”。我想，當李學明先生面對宣紙凝神調息那一刻，也便是“悟道”成果的“靈明開啟”。藝術來源于生活并超越于生活，學明先生的畫在儒釋道三教之間以“儒”為底本，他長期浸淫于中國的古典詩詞、哲學、文學、音樂、建筑等領域，更是反復探究古人精致絕倫的日常生活、玲瓏心性：如何品茗，如何下棋，家居風水，穿衣打扮，出行占卜，賓友相見，游玩雅賞等等，真真切切從細節里感會古賢的大雅之境、永恒原理。

就在這永恒理數中，環節相連的“變數”那便是活在當下的“通感效應”和“精神現象”。學明先生不懼時風，亦不隨波逐流，淡然安然地遨游在一片鄉趣、田園詩境之中，因為這里有他一生最美好的記憶，也引發著他應對現實的內在驅動力。于是，他把這份“美好向往”神通般地穿越到古人的時光中來。畫面時光里擁簇著一幫合規合矩的老頭兒或孩童，均古裝打扮，具體哪朝哪代不來計較，單看他們樣態：淳樸自在、天真可愛，從人物表情刻畫出人們相互之間的重信守義、團結友愛、灑脫坦蕩、彬彬有禮。至于畫中的木筏、畫舫、畫軸、硯臺、棋子、茶爐、佛像、荷田、鶴兒、貓兒等景物，均為情感傳達的介質或道具，而畫外話便是我們面對當下時風的信仰依托與道德反思。由此也便凸顯了李學明先生的高明手段，沒有刻意去“古”，也沒有刻意去“新”，他就是他，不一樣的“文果”。 “文果哉心”，李學明以畫載道，細心收拾，筆端氣象便應了《中庸》所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繼而再重回筆墨技術，李學明顯然注重書法精神的畫面移植，諳熟筆墨書寫的造型意趣。他是從學院派走出來的畫家，素描功夫當然可以，若走寫實或現實主義表現的路子也可以，但這一路的創作情態顯然不是他心性所歸。藝術的本體要求乃為個體生命的本真呈現，面對社會，使命擔當，修性養身，把自家的“良知、本心”清晰呈現。如果能起到模范、標識意義，或在某一層面做得非常純粹，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這一點上，學明先生做得很成功，他熟練精準地駕馭著自由的筆墨，筆筆寫出，利索肯定，見情見性，尤其詳其對水墨比例的調和，在變幻不同筆法書寫過程中直至“盡精微，入高妙”，畫面凡是涉及到塊面的問題，即可見證他不同凡響的空間構成思維與筆墨造型能力，其“質感、立體感、肌理、墨分七彩”一一展現，淋漓有致、生動可愛。關于人物造型，李學明先生沿著傳統脈絡加以變革，自唐代吳道子提煉干要“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演至五代貫休變形夸張“奇古不媚”，西蜀石恪“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皆粗筆成之”，及至南宋梁楷開簡筆人物畫之先河，法常、玉澗緊隨其后，“逸格”迭出......李學明便是站在這些古賢肩膀上貼合著心性“借古開今”“妙接自然”的。昔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評介顧愷之的人物格調在于“妍質相滲”和“跡簡意淡而雅正”，學明先生筆下人物則是“氣質相參”“筆簡意濃暖人情”“去俗欲而多清歡”，一派生機，幸福溫馨，純樸和雅。他的人物造型簡練而夸張，最不同的是他帶出這樣一個課題：人物樣式的“符號性”是可以靈活多方并激發出鮮活的生命力的。只要沉潛以時日，用真情實感體驗生活、觀察生活，勤奮實踐、反復求證，從而使得題材、思想、精神傾向逐漸歸攏合一，在這化零為整、化繁為簡，以筆墨經驗嫁接經典程式符號的演化過程里，伴隨著學識、覺悟的日積月累，個人風格自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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