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從武警部隊副司令員位置上卸任的劉紅軍中將，伸出溫暖的大手，熱情地歡迎《山東人》雜志社記者一行的來訪。戎馬生涯43年的他，言行仍帶著山東人特有的質樸，只是多了幾分軍人的英武和儒雅。看得出，對于老鄉(xiāng)的來訪，他充滿喜悅之情。

    略沉吟，劉將軍說，就從他在武警總部黨委為他的退休舉行的由師以上干部參加的歡送會上的講話說起吧，因為那是對我軍旅生涯的總結。在會上，他講了4條：很幸運，很努力，很滿足，很感謝。很幸運，是自己生活工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參軍43年，換了20余個工作單位，遇到了許多好領導。親歷了許多國家大事。從尼克松訪華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開始到現(xiàn)在，國內的許多大事都趕上了，提供了一個展示鍛煉自己的平臺，讓自己得到了鍛煉，提升了自己；很努力這方面，自己是個地道的農家子弟，高中畢業(yè)來到部隊，沒有任何背景，全靠沂蒙人骨子里的倔強和對命運的不屈，認真工作，奮發(fā)向上；如今自己官居武警副司令員，被授予中將警銜，回過頭看走過的路，沒有任何遺憾，很滿足；所以很感謝自己人生道路上遇到、陪同前行的所有的人。

    記者聽完將軍一席話，很感慨。付出了“努力”才可能得到“幸運”，滿足于“幸運”，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夠得到更多的“滿足”。

    沂蒙精神沂蒙人
     忠誠、樸實、勤奮、執(zhí)著的沂蒙精神，潤育著一代又一代的沂蒙人。

    劉紅軍有6個兄弟姐妹，自己是老大，也是家中惟一的男孩。上高中的20元錢學費是借來的，住校期間，劉紅軍只能和同學同蓋一床被子。

    高中3年，劉紅軍過著令現(xiàn)在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的生活：鋪著草苫子和同學蓋一床被子；每周要步行往返36里路回一趟家，帶一包袱煎餅和一瓶腌制的辣椒咸菜；每月1元錢的生活費中5 毛錢用來付水費，剩下的用來買鉛筆和紙；一小撮油炒辣椒只需5分錢卻也吃不起。但劉紅軍在平邑一中的學習成績卻非常優(yōu)秀。

    1966年春天，18歲的劉紅軍盼望能如愿考上“北京大學”。預考已經結束，志愿已經填報了，大學驕子的生活就擺在眼前。“北京大學”，這四個字是多少山區(qū)孩子夢想的殿堂，走進她，就意味著一種輝煌人生的開始。

    但1966年6月18日的晚上，“高考推遲半年，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讓平邑一中的校園里一夜之間貼滿了大字報。“文革”開始了，大學夢破滅了。

    一年后的1967年年底，劉紅軍選擇了參軍。父母非常支持。在沂蒙人的心里：最后一寸布要拿去做軍裝，最后一口糧要拿去做軍糧，只有一個兒子，也要把他送去上戰(zhàn)場。

    40余年一件事
    20歲的山里娃，入伍后來到北京。劉紅軍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的使命，這種使命感促使著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劉將軍說：無論在什么崗位上，做什么工作，都盡心盡責，別人能干好的事，我要努力干得更好。對待上級的安排，從不說“不”字。為了工作什么都可以放棄。所以他在軍旅生涯的40多年中，無論做什么工作，都是最好的。

    劉將軍剛入伍時，當時的部隊里，有高中學歷的士兵是很少的。劉紅軍的工作不斷變動，先是在連隊當戰(zhàn)士、通信員、文書、班長、排長，當副連長，后來進入團、師、北京衛(wèi)戍區(qū)當參謀。1983年，劉紅軍調任團參謀長并隨部改編為武警部隊。

    改編為武警部隊后，劉紅軍接受了人生中第一件終生難忘的任務——鳴放歡迎國賓儀式的禮炮。

    鳴放禮炮是隆重歡迎國賓儀式的一種最高規(guī)格的禮遇。每當迎接外國元首與政府首腦時，響徹寰宇的禮炮聲便成了向五洲賓朋展示我國精神風貌的最獨特的語言。

    新組建的禮炮隊對禮炮鳴放的技術要求所知不多，幾番周折之后，才從炮庫里找到了在戰(zhàn)爭年代繳獲的已經滿是灰塵、銹跡斑斑的日本造山炮。

    樂起炮響，樂落炮停。根據(jù)外交禮儀的要求，多門禮炮必須在同一時間內發(fā)出同一聲響，誤差不能超過一秒鐘。劉紅軍擔任鳴放禮炮現(xiàn)場的第一指揮員，經過多次調整每一個可能出現(xiàn)差錯的地方，不放過每一個細節(jié)，與三軍儀仗隊、軍樂團多次配合演練后，他們成功做到了多門禮炮同時鳴放，并把迎賓禮炮的鳴放規(guī)則延續(xù)到現(xiàn)在。劉將軍還提到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用戰(zhàn)爭年代繳獲得日本山炮作為迎賓禮炮，第一次迎接的貴賓竟然是日本首腦。大家都會心地笑了。

    有了這樣的經驗和鍛煉，每逢重大節(jié)日在天安門廣場鳴放禮炮、施放煙花，包括奧運會、亞運會等開幕式、閉幕式上燃放禮花也都成了武裝警察部隊的任務，都是由劉紅軍擔任總指揮，每一次任務都完成得很圓滿漂亮。

    1992年，時任武警北京市總隊參謀長的劉紅軍又圓滿完成了“改革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 這一神圣任務。在這之前，天安門廣場升旗經歷了兩個階段：先是由北京市供電局的兩個工人每天升旗；后來，由北京衛(wèi)戍區(qū)每天安排3個戰(zhàn)士升旗。改革升旗儀式的任務交給武警北京市總隊后，劉紅軍組織“改革小組”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參考世界各國升旗的方式。最后確定了兩套方案：100人方案和40人方案。100人的方案中有國旗護衛(wèi)隊和軍樂團，用于節(jié)日和國家重大活動；40人的方案只有國旗護衛(wèi)隊，用于平時每日升旗。兩套方案制成錄像上報中央批準后，從1992年開始實施到現(xiàn)在。升旗儀式已經超出了升國旗本身的實際意義，成為揚國威軍威的一個窗口，許多外國電視臺紛紛來天安門廣場錄制升旗儀式。觀看升旗儀式，也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重大項目。到天安門觀看升旗儀式，已成為大多數(shù)初到北京的游人首選的日程安排，成為北京一景。每逢重大節(jié)日的升旗儀式，因為有數(shù)十萬人歡聚天安門廣場，劉紅軍和他的部隊為維護秩序、保證安全，經常一夜不睡覺。莊嚴神圣的升旗儀式勾起人們對于歷史記憶，平日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對祖國的情感被激發(fā)、喚醒，一種對祖國的崇敬與熱愛之情得到了生發(fā)與強化。付出的再多，劉將軍無怨無悔，感覺欣慰。

    1999年50年國慶時，武警北京市總隊在劉紅軍的帶領下，圓滿地完成了受閱、游行、升國旗、鳴放禮炮、放焰火和安全保衛(wèi)等29項任務，受到上級有關部門的嘉獎，也極大地提高了武警部隊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

    40多年來，劉紅軍參與組織了許多重要外賓訪華，國家舉行的重要會議、重大活動，以及亞運會、奧運會、世博會等重大國際盛會的安全保衛(wèi)任務；參與處置過多起群體性事件；參與過長江、淮河、湖南“四水”抗洪以及重慶開縣井噴搶險，組織領導四川汶川抗震等搶險救災工作等等，均圓滿地完成任務，被大家稱為執(zhí)勤專家、大型活動安保專家。

    在復雜國際國內形勢下舉辦的每一場盛會，突發(fā)情況的上演和處理都在瞬間，此時，只有妥善應對才能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

    奧運會等國際賽事，我們普通百姓看到的是鮮花和成功，卻沒有想到，劉紅軍和他們的部隊，承受了多少壓力，做了多少工作。奧運會一天不結束，他們就一直處在緊張狀態(tài)中。這個被某大國當成顛覆中國機會的奧運會，從申辦成功到圓滿舉行，出現(xiàn)了多少情理之外、意料之外的突發(fā)事件。但在劉紅軍和他的戰(zhàn)友們周密部署下，沒給破壞者留下任何機會，保障了奧運會的順利舉行。

    劉紅軍總結說：“40多年來，就干了一件事，就是站崗、放哨。當然這個站崗、放哨的意義比較寬了，也可能是給重要單位站崗、放哨，也可能是給中央領導站崗放哨，也可能是給首都站崗、放哨。而實際上，這都是為我們的祖國站崗、放哨。在不同的職位上起不同的作用，不管走到哪里，困難再大，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克服困難，完成任務。無論在哪個崗位，奉獻于祖國和人民都是我最高的榮譽！”

    劉紅軍說：安全保衛(wèi)涉及的是方方面面，影響是世界性的。所以說，安全保衛(wèi)工作充滿了挑戰(zhàn)。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有句話讓劉紅軍銘記在心：沒有安全就沒有活動的成功，沒有安全就沒有國家的形象。

   筆硯蘊情書心聲
    2010年7月8日，對于所有硯文化愛好者來說，都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因為這一天被上海世博會定為“上海世博園——硯文化主題日”：首屆“中華硯文化高峰論壇”隆重舉行。這一天，劉紅軍收藏的硯臺精品和編寫的《硯臺博覽》一書得到中外硯臺專家、學者、制硯大師、收藏家的一致好評。

    全球華人聯(lián)合會對《硯臺博覽》一書的評價是：填補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空白。隨后，劉紅軍獲得了兩個金獎，一個是聯(lián)合會頒發(fā)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著作金獎，一個是世博會給劉紅軍的“聚硯齋”頒發(fā)的金獎。

    中國文房四寶協(xié)會會長郭海堂女士在參加論壇后激動地對劉紅軍笑言：“我們這一輩子也想出這么一本書，舉行硯文化論壇，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如愿，看來我這個會長得讓給你了。”

    故宮博物院的硯臺專家張淑芬對劉紅軍說，我們看的硯臺可能都是高端的、宮廷里的硯臺，但是民間這些硯臺，我們卻不熟悉，你搜集的這些硯臺和出版的書籍彌補了空白。

    作為一名軍人，作為一名肩負重擔的軍人，竟然對硯文化有著這樣深厚的研究，實在令記者感到意外。

    劉將軍告訴記者，那還是出于10多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

    劉紅軍平時喜歡練習大字書法，自悟寫大字如行軍用兵，可以鍛煉遇危不亂、逢險莫慌、沉著應對、隨機應變的能力，同時又可以把性情直截了當?shù)匦�泄于筆觸中。但寫大字時對用墨量有要求，對硯臺的要求自然也高。有一次，劉紅軍無意中看到了《中國石文化》一書，其中介紹了一些硯石，引起了他對硯臺的興趣，從此致力于硯臺的學習研究，很快即被硯臺集雕刻、繪畫于一身的魅力，所蘊含的故事和人文歷史所深深吸引。從那時開始，他在業(yè)余時間閱讀有關硯臺的書籍，學習有關硯臺的知識，收藏各個種類的硯臺。

    正因為對硯臺的喜愛，對硯臺的了解越來越多。劉紅軍說，硯臺起源于新石器時代，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歷史，是中國的文房四寶之一，它不僅是記載中華民族歷史的重要工具，而且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和藝術。它見證了偉大華夏文化的發(fā)展，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智慧，是華夏藝術殿堂中一朵絢麗奪目的奇葩。

    但遍尋書海，劉紅軍也沒找到一本完整記錄中國硯臺的典籍。這讓他有了一個想法：編著一本《硯臺大全》，為中國的硯文化做點事情。

    從那時起，劉紅軍開始下決心收集各種硯臺資料，造訪硯臺專家和硯臺生產廠家，稍有空閑時間就進行整理。逐漸地，一本系統(tǒng)介紹各種硯臺的產地、歷史、材質特點、雕刻工藝、文人墨客評價，且具有廣泛性、可讀性的知識性讀物《硯臺博覽》面世了，并在世博會期間展出。

    “人生很短暫，能為社會、為國家多干點事，就盡量地干。”自稱弘揚中華硯文化志愿者的劉紅軍已把退休后的日程排滿了：創(chuàng)辦了“聚硯齋”，作為收藏鑒賞、研究博覽、銷售硯品的場所，打造普及硯文化知識的基地。目的是想利用這個平臺，編著有關硯文化研究的書籍，舉辦硯文化論壇，開辦硯臺博物館，進一步弘揚中華硯文化。

    聽著將軍的侃侃而談，我不禁由衷地感嘆：劉紅軍，這位從沂蒙山走出的將軍，懷著對祖國、對人民、對生活的熱愛，用忠誠為筆，以熱血為墨，在人生的道路上描繪著屬于自己的絢麗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