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這張被以天價交易的唐卡曾是漢藏佛教藝術交流、交融的結晶一樣，藏傳佛教于明代中國的傳播是漢藏兩個民族、兩種佛教文化傳統(tǒng)之交流和交融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佳話。

　　日前很多媒體報道了在11月26日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上海收藏家劉益謙以3.1億元港幣拍得了一幅“被稱為史上最貴中國藝術品”的大明永樂御制刺繡紅閻摩敵唐卡(明永樂御制紅閻摩敵刺繡唐卡3.48億港元收入囊中)的消息，據(jù)稱這是明代初年宮廷漢藏佛教藝術的杰作。其尺幅之大、工藝之精，世所罕有，代表了當時宮廷藝術乃至明代佛教藝術的最高水平。

　　這張?zhí)瓶ㄕ婵芍^天價，這次買賣也定將載入史冊。“大明永樂”真是一個有著巨大魔力的詞匯，世間萬物只要與它沾上了邊，頓時就身價百倍了。除了唐卡以外，永樂金銅佛像也從來都是藝術品市場的搶手貨，只要出現(xiàn)“大明永樂年施”的字樣，動輒以好幾千萬成交。究竟是何道理使得永樂時期的漢藏佛教藝術品如此值錢呢?或許我們可以借這張?zhí)靸r唐卡的出現(xiàn)，來喚醒世人對一段被長期忽略了的歷史的記憶。

　　藏傳佛教被稱為喇嘛教，開始于明代，它曾被認為是“夷狄之教，邪妄不經(jīng)”。人們往往對元末宮廷中修習的“秘密大喜樂法”津津樂道，并把莫須有的“雙修”、“多修”推為導致元朝遽亡的替罪羊。人們常常忽略，或者說不愿意記住的是，雄才大略如明成祖永樂皇帝者，不但沒有吸取蒙古大汗因習藏傳秘密法而敗亡朔漠的慘痛教訓，相反十分熱衷于藏傳佛教。明朝的大部分皇帝虔信藏傳佛教的程度，較之前朝的蒙古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明太祖朱元璋就沒有因為元末宮廷修習“秘密大喜樂法”的丑聞而排斥藏傳佛教，他曾寵信一位來自印度的“西天班智達俱生吉祥”上師，封他為“善世禪師”，“俾總天下釋教”，常常賜其以詩文，訪其于鐘山。而這位俱生吉祥上師是一位藏傳密教徒，他和他的漢族弟子大國師智光就是元代流行的薩迦派道果法的傳人，現(xiàn)在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很多明譯藏傳密教儀軌都是他們傳承的，它們與元末宮廷中所修的秘密法屬于同一個系統(tǒng)。

　　永樂皇帝不但優(yōu)禮番僧，而且兼崇其教。明初歷史上有著名的“八大法王”之封，其中七位是直接受永樂皇帝賜封的。而“大慈法王”雖為宣德皇帝所封，但與永樂皇帝的關系也特別親密。《清涼山志》中，有三封永樂皇帝賜給大慈法王的詔書，或“薄赍瓜果、以見所懷”，或“制袈裟禪衣，遣使祗送，以表朕懷”，或又“以鍍金蓮座，用表遠祝”，看起來不全是虛與委蛇，二者間或有很深的宗教緣分。

　　永樂年間，發(fā)生了不少于漢藏佛教交流史上意義深遠的大事。其中第一件大事是邀請五世哈立麻上師(即噶瑪巴喇嘛)進京，封其為“大寶法王”，令其在南京靈谷寺“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為其父母行超薦大法會，創(chuàng)造了被后世稱為“南京奇跡”的神話。據(jù)稱“時見有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日集，及金仙羅漢于云端，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而下”，這些神奇的景象統(tǒng)統(tǒng)被宮廷畫師描繪了下來，形成一幅長卷，展現(xiàn)當時的歷史圖景。這卷寶物曾長期收藏于噶瑪噶舉派祖寺——楚浦寺中，不但曾經(jīng)是該寺的鎮(zhèn)寺之寶，也是明代漢藏佛教藝術品中的最具歷史意義的寶貝。史載其他西藏法王如大慈法王等于帝京活動的場景，也都有被描繪成類似的長卷的，至今花落何方，則尚待發(fā)現(xiàn)。

　　永樂為藏傳佛教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是1410年在南京完成的藏文“甘珠爾”經(jīng)的刻印。這部藏文大藏經(jīng)被后人稱為“永樂甘珠爾”，既是最早的藏文大藏經(jīng)刻印版，也是現(xiàn)存最早的藏文印刷書之一。印成之后，曾分賜漢地的五臺山、西藏的薩迦、帕竹和色拉等地寺院，蒙古的俺答汗當也曾經(jīng)得到過明朝廷的賞賜。但目前知道的只有拉薩的布達拉宮和色拉寺兩套完整的收藏了。布達拉宮的這套原來是薩迦寺的收藏，“文革”時從薩迦轉(zhuǎn)移到了布達拉宮中。而色拉寺的這一套則是該寺創(chuàng)立者大慈法王直接從南京帶回來的。大慈法王原本是宗喀巴大師的一位侍從，代師出使明廷，深受永樂皇帝喜愛，遂成為格魯派初期歷史上的一位大人物。他不但在北京和東部藏區(qū)最有影響，而且還憑借在朝廷得到的大量賞賜，回拉薩建立起了格魯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而其中的鎮(zhèn)寺之寶就是他從南京帶回來的這套永樂版甘珠爾，以及同樣也是漢地制造的十八羅漢像，色拉寺可謂是漢藏文化交融的一個標志。

　　值得一提的是，現(xiàn)藏于色拉寺的緙絲唐卡“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像”雖為明宣德年間所造，但其價值絕不低于剛剛以天價成交的這幅紅閻摩敵唐卡。當時還有不少像大慈法王一樣的西藏喇嘛，他們曾經(jīng)長期在漢地活動，得到過明朝皇帝的大量賞賜，也從漢地帶回了大量唐卡、金銅佛像等佛教藝術品。此外，朝廷派去的使臣也曾給西藏眾多的寺院帶去過很多唐卡和佛像作為禮物，西藏著名的寺院幾乎沒有不和朝廷發(fā)生關系者，應該有大量明代佛教藝術精品散見于西藏各寺院中，它們無疑是現(xiàn)今存世的最寶貴的漢藏佛教藝術品的代表之作。

　　永樂甘珠爾對于研究藏文大藏經(jīng)形成、傳播之意義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世界上有不少專家曾對它做過用心的研究。遺憾的是，當時刻印的永樂大藏經(jīng)大部分已經(jīng)佚失，除了上述藏于拉薩的這兩套之外，尚未見有其他地方有完整的收藏。但其散片、殘本則多見于世界各地，例如在波士頓、柏林等地的圖書館和私家收藏中都曾出現(xiàn)過，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發(fā)現(xiàn)更多的永樂甘珠爾，并把流失于世界各地的殘本作為國寶“引渡”回國。

　　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中國古代文物、秘寶之宏富和珍貴世所共知，但人們或許不知道的是他們的鎮(zhèn)院之寶竟然是兩部于明正統(tǒng)年間宮廷書法家用金泥抄寫、并配有精美絕倫的密教喜金剛等本尊佛圖像的藏傳密教儀軌，即《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和《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xiàn)證儀》。這兩部儀軌的傳承者就是深受明太祖和明成祖推崇的俱生吉祥上師和智光大國師，而其譯者莎南屹啰或當是智光的弟子。當時以這兩位大師，以及隨后活躍于明廷的來自安多的西番僧大智法王扎釋班丹為首，在北京漸漸形成了一個西域僧團，修習和傳播藏傳密教，莎南屹啰當就是這個僧團中的一員。當我們可以確定他是一位明代譯師的身份之后，即發(fā)現(xiàn)原來被認為是元代翻譯的大量藏傳密教儀軌，包括見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被以為是八思巴帝師編集的那些儀軌，原來都是明代的作品。這說明元、明兩代的交替不但沒有中斷藏傳佛教于中原漢地傳播的進程，而且藏傳密教于明代中國的傳播在深度和廣度上甚至都超過了前朝。其中永樂、宣德兩位皇帝對于藏傳佛教的信仰和支持最引人注目，這也是為何今天所見到的明代漢藏佛教藝術品以永樂、宣德兩個朝代的作品最多，也最珍貴。

　　長期以來，出于對藏傳密教的無知和偏見，同時也受限于文獻資料的匱乏，我們對藏傳密教于明代中國傳播的歷史所知甚少，甚至很不情愿相信像永樂這樣有作為的皇帝也曾經(jīng)是一位藏傳密教的信徒，更想不到藏傳佛教曾經(jīng)在他的支持和倡導下，曾經(jīng)在中原得到了十分廣泛的傳播。今天，隨著大量明代特別是永、宣年間的漢藏佛教藝術品的再發(fā)現(xiàn)，以及大量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的發(fā)現(xiàn)和認定，這一段長期被遺忘和忽略的歷史才重新被人記起和重視。就像這張被以天價交易的唐卡曾是漢藏佛教藝術交流、交融的結晶一樣，藏傳佛教于明代中國的傳播是漢藏兩個民族、兩種佛教文化傳統(tǒng)之交流和交融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佳話。當一張?zhí)靸r唐卡的交易吸引了當下億萬人之眼球的同時，我們或也應該借此而喚醒我們對明代漢藏兩個民族之宗教文化交流史的記憶。像這張?zhí)瓶ㄒ粯拥臐h藏佛教藝術品，應當是我們?nèi)�中國人民共有的寶貴財富。（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