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 大都會博物館外景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中國藝術收藏已有130年的歷程。其間收藏的器類始于制作精美、雅俗共賞的明清瓷器，繼而擴展到玉器、金銀器、琺瑯器、牙雕等整個明清時代的裝飾藝術，再進一步擴展到中國古代的青銅禮器、玉器、陶塑和佛教造像，并且隨著西方對于中國藝術研究的深入，觀眾和收藏家逐漸領略到中國書畫藝術的深邃文化內涵，最終全面地了解綿延不斷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其收藏歷程則見證了美國，或是說西方對中國文化藝術的認知過程，收藏過程中所形成的收藏家、贊助人和博物館業務主任成功的合作模式和經驗或許可以給國內的博物館提供有益的借鑒。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它位于紐約市中心，面向第五大道，背臨中央公園，自南向北跨越四個街區，總建筑面積約20萬平方米(圖一 、大都會博物館外景)。大都會博物館是一座百科全書式的藝術博物館，所收藏的文物和藝術品種類繁多，有200多萬件，涵蓋了世界各地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藝術。大都會博物館設有17個部，亞洲部是其中最大的兩個部之一。亞洲部的收藏按地域劃分為東亞的中國、日本、韓國，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東南亞的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泰國、印度尼西亞等，不包括中亞、西亞。亞洲部的收藏約有3.5萬件，其中中國的文物、藝術品約有1.2萬件，包括書畫、陶瓷、青銅器、玉器、漆器、金銀器、石雕、彩塑，還有相當豐富的紡織品和古典家具等門類。

大都會博物館的中國藝術收藏始于1879年，迄今已有130多年。這130年的收藏過程，像一面鏡子，折射出西方人對中國文化與歷史認知的過程;也記錄了收藏家、贊助人和博物館業務主任的密切合作，充實大都會博物館中國收藏的歷史，他們成功的合作模式和經驗或許能給國內的博物館提供借鑒。

圖二、清 釉上琺瑯彩碗

圖三、清 青玉雕龍海

圖四、清 畫琺瑯對瓶

1879～1915年：明、清藝術首登西方藝術殿堂

19世紀70年代末，大都會博物館的一位董事、紐約有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埃弗利(Samuel P. Avery)將其收藏的1000多件中國明清瓷器轉讓給博物館。這些藏品絕大多數是中國的外銷瓷，也有一小部分明清官窯瓷器，其中不乏青花釉里紅、單色釉和釉上琺瑯彩的精品(圖二、清 釉上琺瑯彩碗)。1902年，另一位董事畢少普(Heber R. Bishop)無償捐贈所收藏的中國玉器，隨之捐贈的還有一筆數目可觀的資金，用于擴建展廳和布置陳列。這批收藏總數有1000多件，絕大多數是清代的玉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乾隆年間的精品(圖三、清 青玉雕龍海)，有造型典雅、做工精致的陳設擺件、仿古禮器、文玩，還有一件玉版填金的御制七佛塔碑記。此外，還包括300多件未完成的玉石標本，給其后玉器之琢玉、畫線等工藝流程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繼畢少普之后，紐約的收藏大家奧特曼(Benjamin Altman)在捐贈大批西方名畫的同時，將所收藏的中國瓷器、琺瑯器和鼻煙壺等一并捐給了大都會博物館(圖四、清 畫琺瑯對瓶)，其中僅鼻煙壺一項就有近兩百件之多。

從埃弗里首次捐贈的1879年到奧特曼捐贈的1915年，前后的30多年是大都會博物館收藏中國藝術的第一個階段，也是美國人認知中國藝術的早期階段，此時美國收藏家大多偏愛色彩絢麗、工藝精巧的明、清瓷器和裝飾美術，對中國歷史悠久的古代藝術和文化尚未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圖五、北魏 鎏金青銅佛立像

1915～1945年：遠東部的成立和中國藝術的擴充

從1915年到1945的30年是大都會博物館中國藝術收藏的第二階段。這30年里，美國有幸躲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度過了二十年代末的大蕭條，經濟穩步上升，文化事業日漸發達。西方開始認識到中國藝術內涵豐富，歷史悠久，是世界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都會博物館的中國收藏在此階段有了顯著的增長。創立摩根大通的美國銀行家摩根(J. Pierpont Morgan)時任大都會博物館董事會主席，他對中國文物藝術饒有興趣。在他的帶領和倡導下，許多熱心人士或是捐贈自己的收藏，或是慷慨解囊資助。1915年，大都會博物館成立了遠東部(1986年改名亞洲部)，特地從歐洲請來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荷蘭學者波世萊茲(S. C. Bosch Reitz)擔任遠東部的主任。波世維茲雖然是陶瓷專家，但是他并非僅僅關注陶瓷，而是頗具開拓和發展的眼光。在他的指導下，大都會博物館不再只是依靠收藏家的隨意捐贈，而是開始有目的地尋求和收購中國藝術文物，開始收藏中國歷代的陶器、瓷器，譬如建窯和磁州窯的瓷器，借以展示中國陶瓷史的各個發展階段和地區特色;同時也開始收藏中國的青銅器、佛像和絲織品。波世維茲在任期內收購了為數眾多的北魏至遼代的佛教藝術珍品，包括石雕佛像、鎏金銅佛造像、夾纻脫胎的干漆佛像和三彩羅漢塑像，其中北魏初年的釋迦立像是目前僅存的大型鎏金銅佛之一(圖五、北魏 鎏金青銅佛立像)。佛像高大雄偉，豐滿的臉上略呈微笑，在威嚴中透出一股慈祥，寬大的袈裟從肩上垂下，衣紋排列均勻，富有韻律感。兩尊三彩羅漢造型準確，比例勻稱，神情栩栩如生，展現出遼代雕塑藝術家的深厚寫實功力。在此期間博物館還接受了美國石油財團股東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 Jr。)和夫人捐贈的中國佛像，其中北魏正光五年(524)的鎏金青銅彌勒佛造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造像保存得相當完整，包括彌勒佛、佛像前和兩側的菩薩、隨侍、力士、獅子和佛像身后鏤空的背光。佛像通體鎏金，雖歷經千年，仍然光彩照人。

與此同時，博物館還聘請了對中國文化藝術深有造詣的西方人士福開森(John C. Ferguson)擔任中國文物收藏的顧問，也相當于博物館駐中國的收購代理。福開森是加拿大傳教士，19世紀晚期到中國傳教時對中國文化和藝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從此潛心研究中國文化，成為當時有名的“中國通”。他跟同時代的很多中國鑒賞家、古董商、知名藏家與上層人物交往密切，并將中國傳統的鑒賞和研究方法介紹到西方。

圖六、西周 青銅禮器(原端方舊藏)

福開森為大都會博物館的收藏了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幫助收購了數件舉世聞名的古代青銅器，包括傳河北易縣出土的、有長篇銘文的“齊侯四器”和陜西寶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圖六、西周青銅禮器(原端方舊藏))。齊侯四器是春秋時期的齊侯嫁女的媵器，有鼎、敦、盤、匜各1件，其銘文字體端正、筆畫秀麗，歷來為金石學家稱道。寶雞出土的青銅器共有14件，包括禁、卣、尊、盉、爵、角、觶、斗等，其中的青銅禁是稀有品類，目前只有3件存世，大都會博物館、天津博物館和陜西歷史博物館各有1件。這批青銅器原先是清末收藏家端方的舊藏，端方去世后，家道中落，他的后人決定出售。大都會博物館依靠福開森從中斡旋，最終以有史以來數目極為可觀的資金購買了這堂珍貴的文物。此外，福開森還幫助大都會博物館收購了中國書畫和漢代陶器。

圖七、唐 花鳥紋葉形銀盤

1945～1970年：收藏的穩步進展和唐代金銀精品的入藏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越來越多的美國博物館開始積極收藏中國文物，大都會博物館也不例外，收藏的范圍和質量相比以前有較大的擴展，收藏的節奏亦漸趨穩定。在這二十多年里，遠東部接收了為數不少的捐贈，包括漢代的釉陶建筑模型，唐宋的佛像、石雕，明清兩代的官窯瓷器、絲織和刺繡。依靠社會贊助和館內的收藏基金，博物館購入了一批重要的唐代三彩陶器、陶俑和金銀器。唐三彩的騎馬人物俑左手攬轡，右手揚鞭，刻畫出唐代貴族出行時儀仗隊伍的威儀;高大的駱駝俑昂首挺胸，神態生動，展現出絲綢之路上商旅行列的風情。金銀器雖然數量不多，但其精美程度可以和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金銀器相媲美，有鎏金銀盤、盞、碗、香薰、剪刀等，其中一件飾有細密花鳥紋的鎏金葉形銀盤，不僅展示了唐代工匠的精湛技藝，而且提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實證(圖七、唐 花鳥紋葉形銀盤)。

1970迄今：中國書畫的收藏盛期和五千年中華文明序列的建立和完善

20世紀70年代迄今，是大都會博物館中國藝術收藏的黃金時代。博物館的中國藝術迅速增長壯大，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收藏。這一成就歸功于大都會博物館歷史上幾位杰出的人物。其中首推曾在60年代做過美國財政部長、后任大都會董事會主席的狄龍(Douglas Dillion)先生。狄龍在70年代初對大都會的收藏做了一次調查，發現中國藝術，特別是中國書畫，是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弱項，因此決定著重收藏中國書畫。狄龍親自捐資上千萬美金，并號召紐約地區對中國藝術有興趣并熱心公益事業的社會賢達捐款，不僅設立了收購中國藝術的基金，而且還設立了聘任中國藝術專家的基金。董事會決定聘請美國著名的中國書畫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方聞(Wen Fong)擔任遠東部部長，指導中國書畫的收購。方聞在中國出生，少年時期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教育，大學期間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取得美術史博士學位。他將中國注重古代著錄、印章、題款和筆墨的傳統鑒別方法與西方美術史對作品結構和風格的分析相結合，創立了新的鑒別方法，對過去傳為唐、宋、元、明的書畫重新審定、研究，以此作為基礎探索中國書畫的發展歷史。他培養的一批新型的中國美術史學者，被稱為“普林斯頓學派”(Princeton School)，在美國美術史界聲名卓著。

圖八、北宋 屈鼎《夏山圖》卷

圖九、元 趙孟頫《雙松平遠》圖卷

有了以狄龍為首的董事會的支持和方聞教授專業的指導，大都會博物館從紐約著名收藏家王季遷手中收購了大批宋元書畫，其中許多曾經是二十世紀著名畫家張大千的收藏，包括唐代韓幹的《照夜白》，宋代屈鼎的《夏山圖》(圖八、北宋 屈鼎《夏山圖》卷)，南宋馬遠的《觀瀑圖》、元代趙孟頫的《雙松平遠》、(圖九、元 趙孟頫《雙松平遠》圖卷)、倪瓚的《虞山林壑》等�！断纳綀D》純用水墨寫景，構圖氣勢雄渾，狀物細致入微，是目前碩果僅存的少數北宋山水畫代表作之一。趙孟頫的《雙松平遠》以書法線條入畫，筆簡墨淡、清雅秀麗，開創了中國文人畫的先河。

圖十、宋 米芾《吳江舟中詩》卷

大都會博物館同時還收藏了明清兩代董其昌、徐渭、仇英、龔賢、四王、八怪等著名書畫家或畫派的作品。由于狄龍的精神感召和方聞的學術威望，紐約地區的一些著名收藏家紛紛將收藏捐贈給大都會博物館，其中最有名的要數收藏家顧洛阜(John Crawford)捐贈的北宋郭熙的《樹色平遠》、北宋黃庭堅的《廉頗藺相如傳》和米芾的大字《吳江舟中詩》(圖十、宋 米芾《吳江舟中詩》卷)等繪畫和書法作品。這一批稀世珍寶擴充了大都會博物館的收藏，使其中國書畫形成了頗有規模的系列。狄龍又捐資贊助中國書畫展廳的修建，以便能夠分期陳列這批藝術巨作。

圖十一、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館的古典庭院“明軒”

這一階段，亞洲部繼續獲得了三位熱心于中國藝術的贊助人的強有力的支持。最有名望的是紐約的社會活動家艾斯特夫人(Brook Russell Astor)。艾斯特夫人童年時代生活在中國，對中國和中國文化藝術有著深厚的情感，畢生致力于推介發展中國文化。終其一生，她一共捐出2億美元，贊助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自然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等文化事業機構。由她捐款建造的中國古典園林“明軒”1980年在大都會亞洲部內落成(圖十一、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館的古典庭院“明軒”)。這座中國庭院以蘇州的網師園為藍本，聘請中國建筑研究院的專家擔綱設計，整個建筑的梁架、門窗、屋頂、地面乃至一磚一石都在中國制成，然后從蘇州請來富有經驗的工人精心施工。庭院落成后又配置了一堂名貴的明代古典家具。觀眾置身其中，仿佛徜徉在古代中國的蘇州。這座庭院的游客每天絡繹不絕，節假日更是游人如織。艾斯特夫人還捐款幫助擴充收藏和設立了中國裝飾藝術的業務研究職位。2005年她以103歲的高齡去世，但是，她捐助的款項仍然在支持亞洲部繼續收藏。1980年代以來，亞洲部還獲得了博物館董事會的新成員韋伯夫人(Charlotte C. Weber)和俄弗英夫婦(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的積極支持。韋伯夫人出資幫助大都會博物館擴充古代藝術的收藏，而且贊助修建古代藝術展廳;俄弗英夫婦則贊助中國晚期藝術的收藏及晚期藝術展廳的修建。

圖十二、宋 黑漆嵌絲螺鈿瓜瓣盒

亞洲部在積極擴充中國書畫收藏的同時，也一直關注中國裝飾美術。1980年代中期，亞洲部聘請了對中國文化藝術有廣博知識和豐富經驗的屈志仁先生(James C.Y. Watt)，先是擔任特別顧問，然后擔任中國藝術主任，2000年方聞退休后繼任亞洲部部長。屈志仁先生依靠艾斯特夫人、韋伯夫人和俄弗英夫婦等三位主要贊助人和其他多方面的贊助支持，有系統、有條理地填補收藏體系中中國器物的缺項。經過數年的苦心經營，終于建立起較為完整的裝飾藝術的歷史系列。在屈志仁先生指導下入藏的文物中，以漆器和紡織品最為引人注目，其中漆器種類有單色、彩繪、剔紅、剔犀、螺鈿、戧金等，多不勝舉，不僅有色彩亮麗、雕工精湛的明清兩代的杰作，還有世所罕見的宋元時代的精品(圖十二、宋 黑漆嵌絲螺鈿瓜瓣盒)。

圖十三、元 花鳥動物紋刺繡

紡織品的收藏亦堪稱西方收藏中的翹楚，藏品的年代上迄唐宋，下至明清，大致上包括了歷代的代表作品，其中元代的花鳥紋刺繡(圖十三、元 花鳥動物紋刺繡)和織有帝后像的緙絲蔓荼羅(彩插四，5彩插四，5 元 緙絲帝后像曼荼羅)俱是稀世奇珍。經過屈志仁先生和亞洲部同仁近二十年不懈的努力，早期和晚期中國藝術展廳在1990年代先后落成。早期中國藝術展廳陳列新石器時代至唐代的藝術，從馬家窯文化的彩陶、良渚文化的玉器，商周青銅器，漢代的陶樓、陶俑，南北朝的佛像、石雕，到唐代的三彩陶俑和金銀器，應有盡有;晚期中國藝術展廳的陳列從宋代到清代，展品包括宋、元、明、清的瓷器、漆器、玉器、金銀器、琺瑯器、木雕和紡織品等等，種類齊備、絢麗多彩。上述兩座展廳的展品，加上中國書畫展廳和佛教藝術展廳的展品，構成了全面、完整的中國藝術序列。至此，大都會博物館已能夠系統地、詳盡地展示5000年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

結語

在美國，每一個博物館豐富、珍貴的藏品，都和收藏家及贊助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著親密深厚的不解之緣。大都會博物館的收藏，尤其是亞洲部的中國藝術收藏，也不例外。沒有一批對藝術情有獨鐘、富有熱情、積極投入的有識之士，博物館的收藏難以為繼。大都會博物館是私立博物館，不屬于任何企業或個人，而是一個獨立的文化機構，在董事會的監督和博物館業務、行政部門的管理下運營。絕大部分經費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來自于社會募集基金，用于收藏的經費極為有限。大都會博物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收藏來自于收藏家的捐贈，只有很少一部分為購買所得。事實上，即使是有限的購買，也常常是依靠向社會上熱心藝術的人士籌款才得以實現。

130年來，大都會博物館逐步建立了收藏家、贊助人和業務主任合作的收藏模式。收藏家和贊助人對藝術的愛是一種執著、真摯的愛，對于他們而言，收藏既不是用于炫耀，也不是用于投資生財，而是精神層面的追求。他們有熱情、有經濟實力，能夠注重于某類文化藝術或是某個專項的收藏。業務主任與收藏家意趣相投，既有對藝術的摯愛，亦有深厚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經驗，不僅可以為收藏家在鑒別和理解上提供指導，更重要的是能夠以其廣闊的歷史和文化的關懷，從宏觀上指導整個博物館的收藏，從而有計劃、有系統地建立起闡述整個文化歷史的藝術體系。

在這130年里，大都會博物館的收藏歷史見證了美國，或是西方對中國文化藝術的認知過程，這一過程始于制作精美、雅俗共賞的明清瓷器，繼而擴展到玉器、金銀器、琺瑯器、牙雕等整個明清時代的裝飾藝術，再進一步擴展到青銅禮器、玉器、陶塑和佛教造像，隨著西方對于中國藝術的研究的深入，觀眾和收藏家逐漸領略到中國書畫藝術的深邃的文化內涵，最終全面地了解綿延不斷的中華5000年文明。

目前，大都會博物館對中國藝術的收藏還在繼續，近年來收藏了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玉器、東周的草原文化青銅器、漢代的銅鏡、宋代的金銀器和明清時代的篆刻印章等，同時也開始關注當代的中國藝術。隨著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深入，大都會博物館的中國收藏將繼續發展，更加完備，也更加精彩，從而全面展示中國藝術文化史的輝煌篇章。

孫志新，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中國藝術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玉器

責任編輯：麥穗兒